柳青（前排左一）與皇甫村村民在一起

　　1924至1926年柳青在吳堡縣寺溝村上小學的地方

　　《創業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裝本

　　中國青年出版社與柳青簽訂的約稿合同

　　今年是著名作家柳青百年誕辰，這位現實主義作家給我們留下了一部經典傑作《創業史》和無盡的紀念與探討。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柳青“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給予高度評價。如何深入生活、紮根人民，從生活走向藝術，讓藝術回歸生活，是作家柳青給後來者提出的重要課題。

　　“春風到處説柳青”。在紀念柳青百年誕辰之際，來自柳青故鄉——陜西省吳堡縣的作者為我們講述《創業史》第一部出版臺前幕後的故事。

　　一頓家常飯促成一樁“好姻緣”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鵬程同志到北京出差，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文學編輯去駐地拜訪他。閒聊中，杜鵬程談到，柳青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説的初稿。當時，柳青已出版了《種谷記》和《銅墻鐵壁》兩部長篇小説，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作家了，而中國青年出版社相繼出版了《紅旗譜》《紅日》等革命歷史長篇小説，計劃在一兩年內接著出版一批反映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説，這樣，柳青的這部小説就機緣巧合地進入了編輯的視野。5月12日，中國青年出版社“二編室”給柳青寫信，希望能得到柳青的支援，待這部長篇小説定稿後，交由他們出版。“二編室”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第二編輯室，即文學編輯室。6月25日，柳青回信，婉言謝絕了出版社的請求。他覺得，小説第三稿還沒有寫完，寫完後，還要發表，發表以後才能談到出版問題，出書估計要在一年以後，甚至更遲。所以，不想過早地做出承諾，以免給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壓力。他讓出版社到時候再聯繫。

　　為了儘快把這部小説“抓”到手，出版社安排社裏“唯一科班出身”、最會跟作者打交道的文學編輯黃伊專程到長安縣皇甫村去拜訪柳青。臨行前，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叮囑黃伊説：“這次到長安，只要能約到柳青的長篇小説，就是勝利，就應記大功！”黃伊見到柳青之後，還未開口，柳青就知道了他的來意。柳青在家裏招待了他，還斟了兩杯酒，兩人邊吃邊聊，交談甚歡，順理成章地達成了合作意向，可謂一頓家常飯，兩杯知己酒，成就了一樁“好姻緣”。當然，這和柳青曾在團中央和中國青年報社工作過也許有一定的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是團中央的下屬單位，和中國青年報社是兄弟單位。有一份老感情墊底，話就好説了，事兒也就相對好辦了。

　　8月7日，柳青和出版社簽訂了《約稿合同》。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蓋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約稿出版合同專用章”。柳青在約稿內容的空白處填寫了“長篇小説”幾個字，並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寫了具體的年月日。這份合同的簽訂，標誌著柳青把長篇小説《創業史》正式許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

　　《創業史》第一部出版經過

　　1958年10月初，中國作協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安排了國慶十週年獻禮工作。會後，各出版社都準備獻大禮，中國青年出版社也不例外，將柳青的長篇小説作為獻禮的重點之一，列入了1959年的出版計劃，希望柳青函告書稿名稱、大約字數及交稿時間；同時，還鄭重地告訴柳青，出版社領導近期準備到西北各省走一圈，到時候會去長安縣拜訪他，以便進一步商談出書事宜。當時，柳青正準備重寫小説的部分章節，就給出版社寫信，談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第一部草率從事，出版後遺憾很多，就很難寫好以後的主要部分，這樣對讀者也是不負責任的，不尊重的。至於‘獻禮’，在刊物上發表就夠了。”柳青請出版社把這部小説從1959年的出版計劃裏抹掉，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其實，《創業史》最初不叫《創業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三月號的封底登了一則啟事：本刊自四月號開始發表柳青新著長篇小説“創業史”第一部“稻地風波”，約半年載完。小説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開始連載，到第11期載完。剛開始，書名是《稻地風波》（《創業史》第一部），從第8期開始，去掉了“稻地風波”四個字，直接叫“《創業史》第一部”，並於版面右下角發了一個説明：從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讀者的意見，取消“稻地風波”書名，改叫“創業史”第一部。

　　《創業史》發表後，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請出版社把社會各界對《創業史》的批評意見收集起來，最好能剪貼起來。出版社安排資料室認真收集整理以後，安排王維玲同志去長安親自交給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説上卷的修改稿寄給出版社，同時告訴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遲一些，爭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為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寫，二是因為哮喘病發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時間還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體諒柳青，説時間由柳青自己安排，並表示，收稿後，出版社會儘量抓緊，爭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説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為了抓緊時間，力爭在7月份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召開之前出版這部小説，文學編輯室和計劃、印刷部門還開了個會，大家達成共識，力爭每個環節都不拖延時間。

　　《創業史》正式出版之前，為了配合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宣傳，出版社想發一條新書出版消息，柳青本來不願意在出書前過早地宣傳，但考慮到出版社的需要，就勉強答應了，但是要求出版社只做“簡單的介紹或公開的宣佈就可以了”。

　　《創業史》清樣出來以後，出版社對幾個地方的用詞提出了修改意見，並陳述了修改理由。之後，柳青就《創業史》出版的一些細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關於封面設計，美編室設計了幾個草圖，柳青認為“天藍色較佳”，“米黃色和橘黃色配在一起比較好看”。關於《創業史》內文用紙，柳青希望採用像《風雨的黎明》那樣的薄紙，擔心紙厚了難看，也不方便攜帶。出版社給柳青郵寄了《我們播種愛情》《草原烽火》等不同小説的不同版本，供柳青參考。柳青希望《創業史》用36開的小開本，説這樣可以裝在衣兜裏，便於讀者攜帶。36開本是非常罕見的開本，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尚無先例，但既然柳青有這個要求，出版社就滿足了。關於書脊的格式、顏色、字體以及“出版説明”應該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詳細的交代。最後，柳青叮囑出版社，付印前，書的封面、內封面、引言、出版説明、內文，他要從頭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樣時，希望從扉頁到最後一頁全部寄給他。他還説，書付印時，真想親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為家中要修理院墻，時間上有衝突，實在去不成。

　　為了避免出現差錯，柳青發電報，要求出版社“兩卷一同付印”。出版社為了趕進度，寄大樣時用的是航寄，柳青親自審定以後，就在第一時間送到了印刷廠。

　　這樣，由黃伊拿回版權，因故由陳碧芳負責過一段聯絡和編輯工作，最後由王維玲擔任責任編輯的《創業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了，首印10萬冊，定價1.54元，這就是《創業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還裝訂了一種布面精裝本、一種毛邊紙本。布面精裝本不知為什麼有兩個定價，有的定價3元，有的定價2.3元。毛邊紙版本沒有版權頁，因為紙張特殊的緣故，書明顯要厚一些。這三種版本都是上下卷，36開的小開本。之後，出版社還印了一部分32開的大開本平裝本和紙面精裝本，由上下卷變成了單卷本。柳青認為大開本的精裝本很好，建議出版社多裝訂一些，給各省都發一點。

　　《創業史》初版本是沒有插圖的。事實上，出版社從一開始就想加入插圖，並且做了大量工作。他們先後找了北京師範藝術學院裝幀系主任阿老和《人民日報》文藝部美術組的苗地，兩人都是大家，都願意為《創業史》畫插圖，但是因為手頭工作任務很重，時間緊，不敢貿然答應。出版社希望柳青通過個人關係，請求華君武給部下苗地勻出來一些時間，以便繪製插圖。但是，柳青更希望用有才氣的年輕畫家。於是，出版社又找了幾位年輕畫家，分別畫了插圖，其中有一位於姓畫家的插圖，柳青覺得很好，説如果政治上沒什麼問題，就用他的插圖。但同時，他又説，如果時間匆忙，初版可以不插畫。到最後，《創業史》出版時，終究還是沒來得及把插圖加進去。

　　《創業史》第一部一齣版，便供不應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資料，資料中説：“出版社辦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幾起來自不同單位或個人的電話和來信，要求額外供應這本書。有的直接和辦公室打交道，有的通過領導來要，有的通過有關部門來要，某機關財務科的通過我社財務科要，某機關的通訊員通過我社的通訊員來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樣本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樣本組的同志，無論如何要擠出一本給他，並説，這回你們答應我們的要求，將來我們也可答應你們的要求。”《創業史》一書難求，由此可見一斑。

　　柳青給公社捐贈《創業史》稿酬

　　1960年3月28日，柳青給出版社寫了一封信，説他徵得長安縣委的同意，決定將《創業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全部捐獻給他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作為社辦工業的經費，但不知道基本稿酬有多少。柳青希望捐獻給公社的數目，不少於全部稿酬的一半。如果基本稿酬比例小，而印數稿酬比例大的話，就以實際情況來做決定。

　　4月6日，出版社給柳青回信説，得知柳青要把《創業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捐獻給公社辦工業，編輯同志們非常高興。經過計算，《創業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約為5025元，初版如印行5萬冊，印數稿酬為8250元，如印行10萬冊，印數稿酬為10878元。儘管當時紙張供應非常緊張，但出版社想爭取印行10萬冊。

　　6月14日，柳青給王曲公社寫了一封信，交代捐獻稿酬的事情。他説，他將《創業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和第一次印刷10萬冊的印數稿酬兩宗共計16065元全部交給公社，希望用於發展工業，或購買機械，或修建廠房，都可以。他特別強調，這件事除了負責幹部知道外，不要在群眾中間宣佈，也不要做任何文字或口頭的宣揚。他還説，如果有人這樣做，他認為是錯誤的。可見，柳青是多麼低調、務實！柳青給公社的並非現金，而是一張取款單，他讓公社派人到銀行去轉賬。後來，公社用這筆錢建了一個農業機械廠。

　　柳青給什麼人贈送了《創業史》

　　在1960年3月28日柳青給出版社的信中，他還説他個人需要100部《創業史》精裝本（上卷和下卷）用於贈送友人，贈送名單等出書以後寄去，希望出版社能夠代寄。同時，他還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給農村的人。6月24日，柳青給出版社開了一個贈書名單，共70多部，他讓出版社把書錢和郵費記好賬，以後一併結算，剩餘的20多部暫時存放在出版社，還特別交代説，兄弟親戚，贈書上什麼都不要寫，其餘的統一寫“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柳青的贈書名單中，除了習仲勳、劉瀾濤、馬文瑞、胡喬木、周揚、林默涵、劉白羽、郭小川等同志外，還有陜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哈爾濱、鞍山、瀋陽、大連、雅安、長安等地的友人和親屬。他在名單中特別註明，哈爾濱松江地委的六弟劉毓華和瀋陽市的內弟馬湛溪，要用掛號寄，由此可以看出柳青對劉毓華和馬湛溪的特殊情感。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樣書後，覺得普及本封面的“黃帶太細，字小，和上邊不對稱”，對布面精裝本也談了自己的看法。本來，裝布面的，是柳青提出來的。出版社考慮到布面的在市場上銷售恐怕有困難，但柳青個人喜歡，就裝了一些。柳青本來想用布面精裝本送人，但是看到成書後，他改變了主意，想把尚未寄出去的小開本布面精裝本換成大開本的紙面精裝本。這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覺得布面顏色太沉，不如原書顏色好，另一個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出版社考慮到封面設計過於簡單，就在“創業史”三個字的背景處燙了一塊金，柳青覺得太豪華了，怕給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7月4日，柳青給出版社發了一封電報，內容是“贈書改紙面精裝可否”，隨後，又專門寫了一封信，詳細談了自己的看法。信寄出去以後，又怕出版社為難，7月9日他又發了一封電報，內容是“如不便仍贈布面請勿作難”。出版社給柳青回信説“工廠送來布面精裝本290部、紙面精裝本240部”，就按照柳青的意思對贈書進行了調換。後來，柳青覺得自己給出版社添麻煩了，感到很不安，專門就這件事對出版社表示了歉意。他説，給出版社發信時，妻子馬葳堅決反對，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把信發出去了。柳青誠懇地説，他和出版社之間已有那麼多的協作，他相信出版社不會認為他是百般挑剔的，請出版社原諒他。

　　出版社代柳青贈送給巴金的書，沒有寫名字，巴金回過頭來，又叫柳青寫。當時，巴金已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覺得對前輩不夠尊重。但他並沒有責怪出版社，只是説：“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人總是謹謹慎慎的，而在日常瑣事上，特別是在事務性的程式性的事情上，人有時並不那麼細心，這是人之常情，對文學工作者來説，應該注意。”

　　柳青開出的《創業史》贈書名單陸陸續續在增加，瀋陽作家協會馬加、申蔚夫婦便是補贈的。柳青説，馬加是老朋友，老朋友出的書都送他，他這回忘了送馬加。所以，請出版社“勿忘為要”，還特別在這四個字下邊加了著重號。

　　柳青和編輯的不解之緣

　　因為一部《創業史》，柳青和編輯結下了不解之緣。

　　柳青長期住在長安鄉下，交通不便，資訊不靈，好多報刊看不到，想要的書也買不到，他就請出版社的編輯幫忙買了寄給他，編輯總會想辦法滿足他的要求。柳青想要一本1961年一月號的《文藝哨兵》雜誌，出版社就寫信給雜誌編輯部，讓編輯部直接寄給柳青。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和英國、法國、俄國的文學史，編輯跑遍了北京，雖然沒有買全，但還是讓柳青十分感動，這些書大多有頭無尾，破破爛爛，柳青知道他們是跑書攤買的！

　　柳青的一對兒女劉長風和劉可風在北京上學期間，柳青因為離得太遠，沒法照顧他們，就把他們託付給了出版社的編輯。劉長風不滿意原來的學校，想轉學，編輯先後聯繫了好幾所學校，最後找了北京團市委的工作人員出面，幫助劉長風轉到了滿意的學校。當時，劉長風想留級一年，柳青不了解情況，拿不定主意，就讓劉長風跟王維玲商量，讓王維玲給當參謀。柳青托出版社給姐弟倆找個合適的住宿地方，找了好久，找不到適合的，出版社就把西總布衚同的職工宿舍騰出兩間來，讓姐弟倆暫住。柳青在給編輯的信中説，成年以來，他大部分時間在基層，文藝界朋友不多，所以，既然和出版社發生了較密切的工作關係，就理所當然地把編輯同志們當作朋友來麻煩。同時，他又先後四次在信中叮囑編輯，僅限于幫助解決轉學和找房子兩個問題，其他方面不要照顧。他怕孩子們不能正確理解，對他們反而沒有什麼好處。他告訴編輯，他對世界的要求不高，寫完《創業史》，孩子們成好人，對社會有用就對了。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關中小麥揚花時節是哮喘的發作期，這個時候，他就得出去“躲病”。1960年4月26日，柳青給出版社寫信説，準備五月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為了躲避報紙記者和文學期刊編輯拉稿和一般性應酬，他讓出版社找了一個與外界聯繫很少的地方，無拘無束地住了下來。他説，這樣做絕不是顯示大作家的神氣，而是實際需要。從此以後，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開會，中國青年出版社都“包攬”了他的食宿問題。

　　柳青和中青社編輯之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係？用柳青自己的話説，是一種“工作上的合作關係，是為了我國文學事業的聯合努力，而不是買賣關係，我很滿意這種關係”。他們之間，的確不是買賣關係，但也不僅僅是同志關係，他們還是朋友，是親人！事實上，柳青也沒有把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當外人。甚至到了臨終前，他仍然給兒女們交代：“我不在人世後，有事還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幫助。”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怎樣的一種信任啊！出版社對柳青的無私幫助，在柳青女兒劉可風的心裏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種職業叫編輯，是出書的，他們都是熱心腸的好人。”

　　柳青去世以後，出版社的編輯幫助他的兒女們料理了後事，還協助安排了幾個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為知己，王維玲為柳青做了最後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遺願，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兩個骨灰盒裏，一個葬在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個葬在了長安縣皇甫村。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現任陜西省吳堡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