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二十多年來，德泉一直在這個地方靠著，直到成為那拐角的一部分，一團固定的陰影，一塊去不掉的牛皮癬，一個可有可無的突起。”在《聖徒德泉》中，梁鴻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德泉是個流浪漢，一心想做好事，可次次都把事情搞砸——越拯救，人們就越堅信：他發了瘋。

　　《雲下吳鎮》（《神聖家族》的原名）終於寫完時，梁鴻仍然最喜歡這一篇，也正因為它，提醒了梁鴻：這本書恰好寫了12位小人物，與12使徒之數契合。

　　半是寄託，半是反諷，梁鴻最終將這本書定名為《神聖家族》。

　　或者，每個在這世界上活過的人，都是神聖家族的一員，都承擔了某種神性。在他們心中，必然曾有過一種高貴的嚮往，一段珍藏的摯愛，乃至一份不肯退讓的堅持。然而，是生活，讓這些變得如此無聊、可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最終我們都將在掙扎中，被那無邊的瑣碎塵埋。

　　在我和世界之間，究竟誰錯了？這是個永遠值得追問下去的問題，從梁莊到吳鎮，從非虛構到小説，梁鴻依然在追問著它的答案。

　　我不是鄉土作家，我寫的是人

　　北青藝評：您一直在寫梁莊，何時進了吳鎮？

　　梁鴻：我以前就很想寫小鎮，每次回老家，都會産生這種衝動。我小時候所住的村莊離鎮很近，從五年級到初中，我一直在鎮裏上學，每天都要來來回回好幾次，流浪漢、清真寺、羊架子、新華書店……這些東西一直留在腦子裏，不用想，閉上眼睛就自然浮現了出來。

　　北青藝評：小鎮的生活形態與梁莊之間，有什麼不同？

　　梁鴻：村莊是家族形態，小鎮則是集貿市場，不是實體，而是各種生活的聚集。相對於大城市，小鎮更穩定，很少變動；但與村莊比，小鎮又顯得活躍。説小鎮不是實體，因為農村人會嚮往去城市生活，但不會嚮往到小鎮去生活，在他們的眼中，小鎮被徹底忽略。

　　我寫小鎮，沒什麼特別含義，僅僅是因為對那裏比較熟悉，並沒打算從農村寫到小鎮，再從小鎮寫到城市，我沒有這樣的計劃。

　　這本書寫得很隨性，就是12個故事，通過人物穿插、嚙合，串聯成一個整體。為什麼這麼寫，我也沒想得很清晰，寫作的初衷就是想寫一個個具體的人，寫他們真實的生活形態，寫他們日常的對話，我覺得其中包含著意味，至於它們呈現出多大意義，沒特別去想。

　　也許讀者會覺得，在吳鎮，缺乏梁莊中的那種衝擊力。因為梁莊包含著現實意義，而我寫吳鎮，則試圖體味生活中人的微妙處，很無聊，很冷漠，卻很有意味，這其實也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真實形態。寫這本書，就是想呈現出小鎮上普通的生活、死亡、鬥爭，乃至毫無意義的人生片段，所以，即使是寫閒人們的飛短流長，我也帶著很大的趣味去寫。

　　北青藝評：吳鎮似乎沒了梁莊的鄉土氣息。

　　梁鴻：我又不是鄉土作家，也從沒覺得自己寫的是鄉土生活。我寫的是人，恰好這些人包含了鄉土的成分。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那樣的一名作家，不想被這種名頭約束。

　　非虛構不過是個名詞

　　北青藝評：對於《神聖家族》，大家感到好奇的是，它似乎更接近小説，而非“梁莊系列”那樣的非虛構文學。

　　梁鴻：非虛構文學也是文學，是文學就一定有語言、佈局、結構等方面的安排，作家因而擁有了主動權，對此不能回避。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一番安排之後，你的作品究竟抵達了多少真實。

　　文學的真實不是真理的真實，它是有限度的真實，承認這一點不等於就是不真實。一句話，受訪者確實説了，一件事，確實發生了，那也要看作家把它放在什麼位置。作家總要有選擇、有取捨，其背後是寫作的趣味、觀念在支撐。我想，誰否認了這一點，那才是虛偽的。

　　很多人説《神聖家族》像小説，李敬澤老師也開玩笑説我“不好意思承認自己寫的是小説”。其實我覺得，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沒有什麼不可跨越的界限，標準是人定的，作家應該超越標準。

　　還有人問我為什麼改變寫作風格，我覺得這是一個太幼稚的問題。我寫作時，從不想虛構還是非虛構，題材適合什麼，我就寫什麼。

　　非虛構文學是一個還不太成熟的文體，需要從不同的寫作方式中吸取營養。在今天，介於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作品非常多，許多小説也刻意説自己寫的是真實的。小説可以寫得像非虛構，那麼非虛構寫得像小説，也沒什麼問題。

　　其實，《神聖家族》中的人物都有原型，只是經過了文學加工而已。

　　比如《少年阿青》中那個輪椅上的老女人，就是我在街市上遇到的真實案例。她整天被人推著在鬧市中來往，周邊的繁華與喧囂對她來説毫無意義。我當時就想，一定要寫她，因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殘酷。

　　12個“聖徒”都有原型

　　北青藝評：在《神聖家族》中，刻畫了許多小人物，但寫小人物有風險，就是容易彼此重復，不知您怎麼看？

　　梁鴻：不重復啊，我寫的是不同層面的人，比如流浪漢、自殺的農村婦女、陳情成癮的單身漢，不僅有邊緣人，也有鄉村教師等傳統角色，這12個人的故事各不相同。

　　北青藝評：在這些人物中，您最喜歡誰，在生活中有原型嗎？

　　梁鴻：我比較喜歡聖徒德泉。他是一個靠撿垃圾維生的流浪漢，因為眼睛不能見陽光，只好夜間出來活動。他手裏拿著《聖經》，總想著救人，可每次都救錯，錯位的荒誕包圍著他，他的目的是純潔的，可目的越純潔，結果就越荒誕。

　　聖徒德泉確有其人，但我沒親自接觸過他，他在小鎮上是一個談資，經常被人們用嘲諷的口氣提起，所以我能道聽途説到他的故事。

　　北青藝評：小鎮醫生毅志是全書中的串聯人物，他是確有其人，還是一個隱喻？

　　梁鴻：很多人説醫生毅志是一個隱喻，以示小鎮生活的病態，但事實上我沒有這麼深的想法，我哥哥就是小鎮醫生，毅志帶有他的痕跡，但經過文學處理。

　　在小鎮，因為缺乏公共空間，醫生的診所是一個公共場所，起到聚攏人群的作用。我哥哥的診所後面就是個茶館，醫生雖然沒權沒勢，但受尊敬，人們願意在這裡聊天、説事，因為沒那麼隔膜。《神聖家族》中，我將茶館乾脆搬到診所裏來了，這裡是觀察人性的最佳場所。

　　只想寫一種必將消失的生活

　　北青藝評：對於沒有小鎮生活經驗的人來説，也許理解不了《神聖家族》中的“意味”，這怎麼辦？

　　梁鴻：是的，如果沒有相關的生活經驗，在閱讀時就會自動忽略一些背景，從而給解讀帶來一點困難。這沒辦法，文學不可能與所有人都建立聯繫，正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讀者，才需要有各種各樣的作家。

　　但我寫《神聖家族》，並沒有展示一個北方小鎮蕓蕓眾生的野心，也沒有去思考小鎮本質性的東西，只是在寫人，寫一些人的生活。我想，讀者只要看人，就不難讀懂這本書，人的命運總有相似性。況且，中國的城鎮文化差距並不大，小鎮中的飛短流長，在衚同中也存在，毋寧説，衚同也是一種小鎮。

　　北青藝評：過去作家寫小鎮，往往寄寓著社會批判，《神聖家族》似乎並非如此。

　　梁鴻：因為文學觀念在改變，社會批判帶有時效性，缺乏長遠性。但，即使是這種小説，其實也有進一步深入琢磨的可能。我覺得，哪種小説類型都不過時，關鍵看後來的作家能否重新轉化它，使之重新獲得一種能量，煥發出力量。今天作家可能很少再在作品中發議論了，但會將議論打散，以碎片化的方式摻雜到敘事中，目的仍然是引起人們的思索，這仍然體現了一種社會關懷。

　　北青藝評：如此説來，《神聖家族》中依然帶有很強的非虛構色彩。

　　梁鴻：是的，在這本書中我沒有去思考本質性的東西，只想寫一種必將消失的生活，以及其中的存在感。任何生活都是多樣、複雜的，在寫《楊鳳喜》時，為了了解如今中學老師工資多少，我專門打電話去問，其實這有多大意義呢？也許沒意義吧，畢竟這篇不是反映教師工資低，而是為了表現一個人精神受困的窘境。

　　有很深的愛才能去專業寫作

　　北青藝評：這種介於虛構、半虛構之間的寫法，似乎是當下世界非虛構文學中正在流行的方法，比如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便打通了小説與紀實文學的區隔，但國內這麼寫的作家似乎很少。

　　梁鴻：這倒沒什麼，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這麼去寫，讀者對這種寫法的認識也會不斷提升，只要不停筆，總會有好的作品出現。

　　以前國內關注非虛構文學的人比較少，寫作者也比較少。阿列克謝耶維奇獲諾獎後，引領了一種風潮，許多媒體的深度記者也轉到這個方向上來。當然，有風潮不一定是好事，作家應該按自己的方式去寫作，我寫梁莊時，沒想過是非虛構，直到大家説這是非虛構，我才知道。

　　《神聖家族》換種寫法，因為我不想被一種寫作方式套牢，但也許有一天，我又會回頭去寫“梁莊”式的東西。總之，在想寫與對象之間，作家要找到最適合的寫作方式，至於是什麼，叫不叫非虛構，不那麼重要。

　　北青藝評：您既是非虛構文學的代表作家，還在大學中文系任教，從您的觀察看，今天大學生們是否不怎麼關注非虛構文學？

　　梁鴻：不見得。今天大學生對文學的興趣整體不足，但對非虛構，還不至於更不感興趣。我的感覺還好，畢竟是中文系，學生對文學性的書至少會了解。至於了解多少，那要看個人情況。中文系究竟該培養什麼，是培養作家還是培養學者，這是個説不清的問題。經濟係畢業也不就是去當經濟學家，中文系更多是一種素質教育，至於今後能不能走專業道路，那需要個人付出艱辛的勞動，這需要很強的愛才行。

　　對新人從來不提建議

　　北青藝評：在今天，想寫非虛構的人很多，但寫非虛構需要深入調查，投入時間較多，這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梁鴻：忙只是個理由，有的題材不需要太多時間。我寫梁莊系列，也只是偶爾回去住個十天半個月，這點時間，大部分寫作者還是有的，又不是總裁，哪就忙到那個地步？非虛構的體裁要求花更多時間，否則不易成功，可如果你平時積累足夠，在家也能寫。

　　調查只是基礎要求，寫非虛構文學，關鍵在對事物有深度探索的願望，對探索生活內部邏輯始終保持著一種熱情。只要堅持從生活平庸的表面向下挖，那麼，總有一天你會找到意想不到的東西。其實，今天虛構文學也需要這種能力。

　　時代在改變，作家面臨挑戰。在今天，只講故事已經不夠，雖然講好故事仍是前提，但要寫出真正的好小説，還需對生活有更深入的認識，因為在全球村的時代中，遠方已經消失了。笛福能寫《魯賓遜漂流記》，因為那時世界還有遠方，人們還對來自遠方的神秘故事感到好奇，可在今天，新聞一報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還需要你去寫嗎？

　　北青藝評：也許一些有志於虛構文學的寫作者會擔心，非虛構寫作太理性，可能壓抑感性，從而傷害其創造力。

　　梁鴻：我沒見過哪個小説家這樣的擔心過，今天作家的素質也在提高，更多的理性不會影響感性認識，二者反而相得益彰。

　　北青藝評：寫非虛構文學的風險在於，很多人會指責你不客觀。

　　梁鴻：確實如此，我寫梁莊，就有人指責説，梁莊還有考上大學的人呢，你為什麼不寫他們，是不是刻意忽略？如果説忽略的話，那我寫的梁莊中忽略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作家總要有取捨，在取捨中體現了作家的認識，我不可能用一本書將所有人都記錄在其中。那樣的客觀，恐怕沒有人能做到。

　　北青藝評：對於剛剛希望走非虛構文學道路的入門者，您的建議是什麼？

　　梁鴻：沒有任何建議。我從來不提建議，人走哪條路，那是自己的選擇，只要不是跟風，找到適合的體裁就可以。

　　寫作就是每天都要和詞句作鬥爭

　　北青藝評：如今網上很多年輕人寫文章很快，您一天能寫多少字？

　　梁鴻：我很慢，有時一天兩千字，有時一天五百字，因為要遣詞造句，對於作家來説，這永遠是一大難關。寫作就是每天都要和詞句作鬥爭、與故事作鬥爭。畢竟在寫作中，再好的故事也要通過文字傳達給讀者，文字是唯一的媒介，必須精雕細琢。

　　一個寫作者，語法沒問題，不見得你就能寫好東西。僅僅文從字順，不一定就是好文章，寫作必須要有創造性，這很難很難，在和詞句的鬥爭中，我充滿了挫折感。因為經常有一種感覺，只能寫準確，卻無法寫精確，那時會非常恨自己：為什麼用的詞這麼俗！為什麼就找不到一個詞，讓這個場景跳出來，展現出其應有的、多重的意義。

　　如果寫一般文章，也就算了，可文學是敏感的，如今作家的起點都很高，寫不出獨創性，很難被認可。

　　北青藝評：文潔若先生曾説，她也經常遇到這個問題，所以她就去翻《紅樓夢》，一邊看一邊從中抄詞。

　　梁鴻：這真是一個好辦法，我怎麼沒想到？我以往都是拿起什麼書便去翻什麼書，沒想到可以去專門翻《紅樓夢》，我會嘗試一下這個高招。

　　北青藝評：在寫作中，您也會有拖延症嗎？

　　梁鴻：我也有一點拖延症，不過是自己跟自己拖，沒人在後面催我。遇到這種情況，休息兩天再繼續寫就是了。如果是嚴重的拖延症，靠任務壓才能寫下去，那就別寫了，太痛苦了。既然寫作是我的選擇，是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那麼，有難度我也會克服。

　　北青藝評：今年您除了推出《神聖家族》，還有《外省筆記》、《靈光的消逝》等，這些書比較學術化，恐怕讀者不會太多。

　　梁鴻：有幾個讀者就可以了，我也沒更高期望，算是給自己一個紀念吧。《外省筆記》是我當年的博士論文，認認真真地寫了三四年，包含了我的很多思考，但學術性的書，讀者關注少。對此也不必悲觀，這些年讀者水準也在成長，不能太苛求他們了。學術思維建立在大量的思考、閱讀的基礎上，閱讀前應有相應的準備，可能只適合小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