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嚴歌苓。 澎湃新聞記者 趙振江 圖

　　“不好意思，這個電話必須得接，好萊塢打來的，需要我馬上答覆。”4日下午，澎湃新聞趕到作家嚴歌苓入住的國際俱樂部酒店時，她的上一個專訪接近尾聲，中間去接了一個電話。

　　之後是一家雜誌社拍照。嚴歌苓在鏡子旁邊的沙發上坐下來，從身材上看不出她已經58歲，這或許得益於她早年在成都軍區文工團的芭蕾舞訓練。

　　現在嚴歌苓住在德國，但在國內她的消息不斷，最近就有關於她的小説《扶桑》要被改編成電影的傳言。3月5日，嚴歌苓和高曉松在北大以“糟糕的歷史與優美的文學”為題展開對談。“《扶桑》是我創作中期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但它在大陸的傳播不夠廣泛。”接受專訪時，嚴歌苓表示這也是時隔20年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該書的原因。

　　被一張中國名妓的照片打動

　　《扶桑》的創作過程也像一部小説。

　　1993年的一個中午，嚴歌苓等丈夫勞倫斯吃飯。丈夫從公司過來大概要一個小時。她在附近的樓下看到一個箭頭指引——中國移民博物館。

　　那是一個在地下室的陳列館。“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畫像，畫像的中心焦點就是一個盛裝的、身形比較高大的中國妓女。她看上去還有那麼幾分的端莊。她的周圍圍著很多的人，人群中的幾個白人對於這個妓女流露出一種狐疑的神色。這個妓女帶有某種秘密的、象徵性。”嚴歌苓説。

　　照片中的女子被稱為“一代東方名妓”。

　　“我深深地被她身上的氣質打動了。”嚴歌苓仍能清晰地記起那幅給她極大衝擊的照片。

　　“我想知道這個女人是誰。”按圖索驥一路尋找過去，書看了幾十本，報紙也翻了不少，丈夫和朋友們也來幫忙，但最終她還是沒有找到這個女人的名字。

　　尋找的過程中，她對中國移民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1944年才解除的“排華法案”中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務工的華人不準帶家屬到美國。“他們也要有家庭生活，也要解決生理問題，所以妓院就應運而生了。”嚴歌苓在史料中發現，“大概有三千個女孩子被販賣到那裏，妓院開在唐人街，開在各種修鐵路的沿線。”

　　上述移民史博物館照片中的中國名妓就是這三千女孩子的一員。這些妓女在解決華人的生理問題之餘，還吸引了很多白人的小孩。

　　“當時舊金山男女比例是40:1，有資料記載，這些妓院吸引著大概有2000個白人男孩的定期造訪。所以這是一場東西方的大邂逅，我決定要把這個寫出來。”嚴歌苓説。

　　彼時，35歲的嚴歌苓到美國已經五年。

　　此前她當過文工團的舞蹈演員，作為成都軍區文工團舞蹈演員六次進藏，兩次入滇。20歲時，成為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戰地記者，1981年開始文學創作，在軍區報紙上陸續發表以軍隊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説和電影文學劇本。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之後的作品也多次獲得各種文學獎項。1988年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訪問美國，1990年入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文學寫作係讀書。

　　發現這張照片時，她原先身上“小有名氣的軍旅作家”的光環早已被異國他鄉的陌生環境無情地粉碎了，她是一名第五代新移民。在美國七年，嚴歌苓經歷了華麗的轉身，從背誦一個個單詞，到學習用刀叉吃西餐，打工刷盤子賺取學費，利用“邊角料”的點滴時間學習如何謀生。

　　資料中找不到照片上的女人，嚴歌苓就從小説裏找。

　　她給這個女人起了一個名字——扶桑。

　　後來有研究者表示，作為一個東方人置身於西方世界多元文化價值體系中，是極度敏感而脆弱的。所有尖銳的疼痛投射在這部小説裏的主人公——一個半世紀前北美第一代華人移民身上，將嚴歌苓體的體會和理解的東方倫理和盤托出。

　　簡單講，《扶桑》的故事是這樣的：克裏斯一生中致命的吸引，從12歲開始迷戀20歲的她——扶桑，一個被販賣至美洲的中國性奴。屢遭通緝的大勇（男主角之一），有個從未謀面的新娘，與扶桑相遇，他失去了尋找真相的勇氣。

　　出版社在書頁上寫道：“扶桑，‘不小巧的女子’，她經歷的一切，就像是苦難的代名詞。這是一部關於十九世紀北美洲移民浪潮的史詩性作品。”

　　回頭看，《扶桑》當年的發表過程也值得玩味。創作《扶桑》時，嚴歌苓隻身涉過重洋，到美國苦讀寫作學，攻讀藝術碩士學位。其時她患了嚴重的抑鬱症，常常處於近乎瘋狂的寫作狀態中。完成之後她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後來她看到臺灣《聯合報》徵文啟事，遂以一個無名的寫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斬獲第一名10萬元大獎。如果沒有這次貿然投稿，《扶桑》的手稿也許會和她的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裏，永不見天日。

　　“我寫一個故事是一定要有意思的”

　　坐在澎湃新聞面前的嚴歌苓優雅從容，很難想像她之前也曾有過這樣的經歷：

　　“那時，我剛到美國，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學校的電梯一樣地擠，我嫌別人，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熱汗蒸著我，連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國館子味。我總是徒步上樓，樓梯總是荒涼清凈，我總是在爬樓梯之間拿出木梳，從容地梳頭，或説將頭髮梳出從容來。我不願美國同學知道中國學生都這樣一口氣跑十多個街口，從餐館直接奔學校，有著該屬於牲口的頑韌。”

　　《扶桑》的主人公是一位妓女，她總是從容甚至帶點“麻木”地張開雙腿接受一個或者多個男人，書中也不乏這樣的句子“（扶桑）她跪著，再次寬容了世界”。

　　然而，並沒有這麼簡單，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瓊花在《扶桑》中看到了“一部殘酷的移民血淚史，東西方兩種文明、兩個種族之間曾經對立、猜忌、誤解的歷史”。

　　在她看來，扶桑笨拙而雍容的體態、慈憨寡言的心性、飽受摧殘的經歷，對近代整個東方世界都具有高度的象徵性。“在白人和華人雙向的誤解與對立中，衝突在所難免，而對異質文明的好奇也同時在雙方生起，並進而趨向某種程度的理解。”瓊花指出，這部小説不是簡單地描寫血仇，恰恰是通過扶桑這位女性所表現的無邊的愛與寬宥，來呈現不同文明與種族間的差異性、矛盾的複雜性、人性的多重性。惟其如此，對這部小説和其中的人物才産生了多種解讀甚至誤讀。

　　【對話】

　　“你永遠打不倒一個不反抗的人”

　　澎湃新聞：為什麼起名字叫“扶桑”？

　　嚴歌苓：這是一種誤解。有一句話叫此去扶桑東更東。扶桑一層意思是比東還要更東的一個地方。古典神話中也講到扶桑是生長在很東邊的一棵樹，太陽就是從扶桑樹上面升起來的。還有一個就是扶桑是一種四季植物，它是仙人掌花的一種，一百年才開一次。它生長在墨西哥的西海岸，就是我們坐船一直往東走，最先遇到的一個海岸，所以起名扶桑是有一種象徵意義的。

　　澎湃新聞：作為第五代移民，創作《扶桑》時，你與勞倫斯結婚三四年。書中扶桑與克裏斯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産生的近乎宿命的誤解，你在愛情及婚姻生活中是否也曾遇到過？

　　嚴歌苓：這個當然會有的。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非常吃力，這個時候也只能不求甚解了。不光是兩個外族人，就算是同一個民族的人之間也會有各種誤解。

　　包括你看書中的克裏斯，他其實從來都沒有真正了解扶桑。他總是想著要去拯救扶桑，要像一個騎士一樣，這其實是非常荒誕、荒謬的。

　　澎湃新聞：如果從《扶桑》剝離出一個抽象的靈魂，你覺得這個小説是關於什麼的故事？

　　嚴歌苓：關於一個內心強大的女人，她就像所有中國女人一樣，她可以吃所有苦。

　　扶桑其實是很存在主義的，她認為你可以來愛我，只是來平等地愛我就好。你不要來救我，我也並不需要你來救我。不要像西方對非洲，動不動就要來救。幾千年來，東方人就是這樣生活下去的，這種生活方式是有力量的、有道理的、有邏輯的。

　　就像你讓扶桑脫去了紅色的外衣，等於就離間了她與她生命中本身的環境、生態的最後一絲維繫，就是那件紅衣服，它像臍帶一樣連接著它的母體，母文化與自己。

　　澎湃新聞：我看扶桑，覺得她特別憋屈，有那麼種逆來順受。

　　嚴歌苓：你覺得甘地逆來順受嗎？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樣的。你永遠打不倒一個不反抗的人。

　　古往今來，其實“強姦”這個詞語背負了許多人們強加給它的沉重的意義，其中包含著歧視。相比而言，這個詞語帶來的傷害可能更甚。

　　扶桑她是對事不對人的。包括那次被強姦，扶桑其實是沒有概念的。扶桑接受的是事而不是人，對她而言也只是一次不太尋常的邂逅罷了，她把強姦她的人的扣子咬下來，也並沒有覺得怎樣。

　　澎湃新聞：扶桑總是微笑，她從不對任何人表示出明顯的愛憎。幾次身處險境，她冷漠而平靜地像一個深潭，在她那近乎麻木的“接受再接受”下，僅有幾個端倪隱約透露出她的一腔深情和堅韌，故事中，你盛讚扶桑身上的帶有神性的“古典式的善良與隱忍”與“母性的光輝”，如果扶桑可以靠著接受與容忍自我救贖，為何她終其一生都沒有得到自己理想的愛情與生活？

　　嚴歌苓：她把這兩個男人都玩兒了。最後自己能夠全身而退。兩個男人最後的結果也並不是非常好，反倒是扶桑，用婚姻的形式把自己保護了起來。

　　澎湃新聞：扶桑以那樣的姿態去接受男人和世界的時候，甚至都讓人感覺到她是冷漠的。

　　嚴歌苓：你有沒有看過《鈍感力》？按照這個理論，扶桑一點兒都不冷漠。她被抓起來了，她説我是賊，她想要自由，這樣就可以去找她喜歡的人。

　　“我自己也是比較接受和隱忍的人”

　　澎湃新聞：敘事技巧上，讓一個幾乎全知的敘事聲音不斷地判斷與評價，將主人公扶桑置於一個失語狀態，為何這樣安排？

　　嚴歌苓：我寫一個故事是一定要有意思的。我沒法兒接受那種枯燥的、只是在歷史中挖掘這個人物，我是一定要把她拉到我眼前的，活生生的，以和她可以對話的這種方式去呈現。

　　澎湃新聞：去年一年IP這個詞在國內很熱。

　　嚴歌苓：IP是什麼？

　　澎湃新聞：就是知識財産，簡單講就是你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你覺得怎樣的作品最容易被選出來進行改編？

　　嚴歌苓：這個不好説。有的東西像《尤利西斯》，你覺得改編起來可能會很難看，它也被改編了。有的你覺得很好改編，比如《洛麗塔》（可能是這個），改出來也那麼回事兒。跟具體的操作有關係。

　　澎湃新聞：你被改編的作品很多？

　　嚴歌苓：因為故事性比較強。

　　澎湃新聞：你的很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者電視劇，如《天浴》《少女小漁》《金陵十三釵》《小姨多鶴》《陸犯焉識》等，哪一個是你覺得改編得比較成功的？

　　嚴歌苓：《天浴》吧，比較接近我的原著。改出來我還是能夠接受的，比較像我的作品，我的風格。萌生這個小説也與陳衝有關，我們比較近，我是看著她一步步拍出來的。

　　澎湃新聞：會不會想要改編《扶桑》？

　　嚴歌苓：我已經改編成劇本了。一個好萊塢的製片人很感興趣。還要經過進一步的審核，很多內容應該是要割掉的，（大陸）這邊不讓放的。

　　澎湃新聞：從《金陵十三釵》到《少女小漁》《扶桑》，為何偏愛寫這種邊緣化的、弱勢的群體？這種有些刻意的陌生感與新奇感是否會消解文學本身與思想的言説？

　　嚴歌苓：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是弱勢群體，或者説女性就是弱勢群體。我自己也是比較接受和隱忍的人，所以為什麼不寫我自己認同的人。

　　澎湃新聞：有人説你的創作沒有創新和顛覆，尤其在最近的《老師好美》和《床畔》上，講故事是你的長項，但僅僅停留在講故事上，沒有新的突破。

　　嚴歌苓：講故事和講故事也是不一樣的，他們寫不出《床畔》那樣的作品。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作家與批評家的互動？

　　嚴歌苓：我其實不在意讀者怎麼想的，可能因為離得遠，也聽不到什麼聲音。我是寫給自己的，寫給自己的才徹底真實。

　　澎湃新聞：你覺得自己成功嗎？

　　嚴歌苓：我很滿足。我覺得挺成功的。我有一個穩定的家庭，還有女兒。

　　（文章部分內容參考龐建麗：《論嚴歌苓本土題材小説中女性的身體書寫》、嚴歌苓：《海南邊》，瓊花：《<扶桑>：一部文學經典的再傳播——嚴歌苓、高曉松、史航對談<扶桑>與十九世紀北美洲華人移民潮》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