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圍繞這部作品的創作，記者採訪了格非先生。

　　記者：從早期架空歷史的先鋒文學創作，到後來創作出具有厚重歷史感的《江南三部曲》，您的寫作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格非：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不能不説是年齡方面的增長，導致人的思想産生的自然變化。三十歲以前和三十歲以後，有家庭以前和有家庭以後，乃至每過一個十年，人所思考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孔子所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這也跟時代的變革有莫大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理想主義的文學氛圍催生了一批先鋒小説的誕生，我的作品像前期的《褐色鳥群》《迷舟》等也在這個潮流中應運而生。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文學閱讀和寫作的關係産生了很大的變化，加上後來席捲全國的商業化浪潮，幾乎整個中國的文學創作都在這種變化轉机向。最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促使作家開始不斷地反思自己，反思社會，寫作風格和立意上的調整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記者：你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構思《江南三部曲》，而最終定稿要等到2011年。這麼長的時間跨度，您在寫作中有沒有出現目的、心態上的變化？

　　格非：這個肯定是有的。一個作家在動筆之前，他擁有所有的自由的可能性，然而一旦動筆，這種自由就開始衰減，而限制漸增。越往下寫，文字和內容越來越清晰，所受到的限制反而越大。這自然會造成一開始的很多想法沒有辦法完全付諸筆端，此其一。

　　時間跨度大還會遭遇的一個問題是，社會在持續快速地變化，人也在變。一開始感興趣的話題，隨著時過境遷，很可能就會失去興趣和意義。新的東西不斷涌現，然而要把它們放到正在創作的作品中去卻並不簡單。這應該説是在創作過程中最困擾我的問題，此其二。

　　總的來説，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新與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記者：你怎麼評價《江南三部曲》？

　　格非：其實，我很少對自己的作品下論斷。因為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己傾盡全力創作的結果，都是人生經驗的積累，于我而言它們都是新的，所以每一部作品的出世對我來説都意義非凡。

　　如果説《江南三部曲》有什麼特殊之處的話，那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恰好是它的創作時間跨度之長、篇幅之巨，幾乎佔滿了我的這段生命。一二十年的時間裏，除了研究教學，自己幾乎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江南三部曲》的創作中去，除此之外，可以説“一無所成”。

　　記者：你能否簡要表述一下，三部曲中的每一部作品對社會關注的方面有哪些不同？

　　格非：第一部《人面桃花》比較關注中國傳統社會的演變。20世紀80年代初我離開老家的時候，所生活的鄉村似乎還保持著那份最初的寧靜。然而等到學成歸來，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所以我很想去探究，一個小山村的寂靜是如何漸漸被打破的。我選取了辛亥革命前後的小山村“花家舍”，通過它的演變來灌注自己對中國鄉村近現代轉變的思考。第二部《山河入夢》發生的年代是20世紀50年代大變革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後，整個中國發生了一種巨大的變化，“敢教日月換新天”——這是那個年代讓我特別關注的東西。第三部《春盡江南》的背景是改革開放以後的“新時期”，激進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社會主流，我更關注大的時代浪潮下每一個具體個人所有的具體情感。

　　記者：相對於前兩部，第三部《春盡江南》更貼近當代人的生活，但也似乎變得更加“雜糅”。

　　格非：近代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失去了關起門來發展的可能性。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更加主動地融入世界主流秩序中，以開放的態度來對待自身面臨的問題。中國當代社會的複雜和整個世界的日益複雜莫不相關，也只有放在全世界近現代化的背景下來考慮，這種“雜糅”才容易被理解。我在寫作過程中也一直在探索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和歷史觀，使之可以涵蓋當代社會的複雜性，但這顯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報記者 魯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