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站在咖啡店收款臺前，蔣方舟瞇起眼睛，津津有味地讀著各種飲料和食物，以及它們的報價，那一瞬間的神情，仿佛是剛剛逃學出來的中學生。

　　可能蔣方舟這輩子也沒逃過學，但她一直在想像中逃亡。

　　加在蔣方舟身上的符號，確實太多了：天才少女、公知、青年作家、80後偶像、話題領袖、爭議人物……大詞之下，想繼續保持內心的柔軟，絕非易事，而蔣方舟有蔣方舟的辦法，今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説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

　　那是整整寫了一年半的9個故事，個個冰冷刺骨：曾有的理想崩潰了，曾有的憧憬被玷污了，曾經的慈愛只是傷害，而曾經的愛人走向殺戮……不是蔣方舟渴望殘酷，而是對這一代人來説，世界太過強大、冰冷和堅硬，當你無處可逃時，幻想殘酷是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每代人的生命軌跡都差不多：抵抗，然後妥協，自覺地放下尊嚴，披上幸福、美滿、歡樂、永恒之類的偽裝。在肉體死亡之前的很多年，心靈其實早已死去，只是我們將其命名為成熟。

　　也許，多少年後，蔣方舟會想起“我害怕被幸福美滿的生活所收服”這句話，那時她會説這是幼稚，還是會引為自豪？

　　寫一本小説，就是一次出逃，逃得是否精彩不重要，重要的是蔣方舟仍有想逃的心情。

　　當“公知”沒有技術含量

　　北青藝評：在人們眼中，您是一位“公知”，為何突然轉去寫小説了？

　　蔣方舟：我不是“公知”，在今天，“公知”的形象也沒那麼可愛。把自己放到那個位置上，我會失去真實感，我確實沒法整天面對“無物之陣”，拿著矛，惶惑于該向哪兒投擲。也許我也曾有過“杜鵑啼血”的心態，但早已過去了。我不太願意寫成“公知”，“公知”不需要太多，況且當“公知”也沒什麼技術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後都加上個簡單粗暴的結論，有立場就行。

　　想來想去，我還是更喜歡小説。

　　選擇寫小説，並非突然，“大四”時就在寫，是個長篇，與我的大學生活有關，題材有意思，但自覺寫得不好，沒敢拿去發表，這才發現，我原來不會寫小説，所以想從短篇開始，練練手。

　　選擇寫小説，因為沒別的事可以去做。

　　大家都在拍電影，可我完全不感興趣，越是人們爭先恐後，我就越逆反。寫小説給我一種學習的快樂，遮罩了很多干擾，就算讀者説我寫得太爛，我也無所謂，反正還在學習中，我原來還不會寫呢。

　　寫小説讓我找到了學徒的快樂，緩解了我對現實的焦慮。不過總被逼著去賺錢，狀態常常被打斷，能完整寫一週的時間都不多，此外出版社催著交稿，如果能靜心改半年，效果會更好，可實在沒時間，這很痛苦。

　　北青藝評：你的那個長篇呢，就這麼扔了？

　　蔣方舟：如果出版，大概這輩子很難再有激情去寫第二遍，這等於是把一個好題材給浪費了，印成書，就沒法再銷毀，不如留給將來。

　　想寫諷刺小説但不敢

　　北青藝評：在這本集子中，有多少是身邊人的故事，有多少是虛構？

　　蔣方舟：一篇是身邊人的故事，另一篇靈感來自現實，就是《武威腿》。那是參加一檔電視節目，其中講述了一名殘疾人和他身體健全的夫人之間的情感故事，媒體為了煽情，提出許多殘忍的要求，比如現場舉辦婚禮、妻子給先生洗頭等，這讓我産生了把這些寫進小説的念頭。

　　剩下的故事都是我編的，我的圈子很窄，身邊的人非常少，沒那麼多人可得罪。

　　北青藝評：為何不從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起？

　　蔣方舟：我這本集子寫的不是青春，而是命運。我不願寫青春，不願寫自己的經歷，因為我的經歷從小到大被人説的太多了。

　　作家寫自己的故事，總會有點自怨自憐，很難絕對誠懇。庫切寫過自己，但他想像自己死了，靈魂去採訪曾經的女人們，通過她們的口來展現一個真實的庫切，把自己當成死人來解剖，這種寫法很殘酷。

　　至於寫別人的故事，對我來説也比較難，布羅茨基寫過很多諷刺性的作品，我也想寫，可相關的人都還活著，不敢寫。

　　不願沉浸在虛無的正能量中

　　北青藝評：這9個故事都太陰暗了，你為何喜歡寫殘忍的故事？

　　蔣方舟：我確實喜歡讀那些比較“狠”的小説，比如施維伯林的《吃鳥的女孩》、庫切的《夏日》，包括張愛玲的《小團圓》，也比較狠。我不太喜歡日本當代的一些作家，體會不了他們那些雋永、緩慢的筆調。

　　在小説中，狠的東西比較容易形成風格，比如卡佛，他的《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談論什麼》未刪改前看起來就沒什麼意思，主角絮絮叨叨，還總加上個暖心的小尾巴，刪改後風格更強烈。

　　不少作家喜歡寫鄉愁，但很難打動我。所謂鄉愁，常是在大城市中經過一番打拼、好不容易立足後，帶著歸國華僑的心態去反觀鄉村，真正讓作者迷戀的是這種對比，以此來映襯自己的成功。這種東西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鳴，一看“爸爸老了”“兩鬢白髮”之類，大家都哭成了狗，因為我們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高處，併為那個落差而感動，這與埋頭去涂《秘密花園》沒什麼兩樣。

　　爸爸炒股，媽媽看韓劇，孩子涂《秘密花園》，這就是我們充滿浪漫的中産階級生活，不肯面對生活現實，無法創造美好價值，一味沉浸在虛無的正能量中。

　　北青藝評：可是看你這本小説，大家會覺得生活很無望。

　　蔣方舟：這與結構有關，9個短篇相對獨立，但彼此人物相互穿插，這個故事中配角的生活看上去很美，可在下個故事中，他成了主角，才發現一旦深入其中，他的生活其實也很慘。

　　其實我在故事中也留了一點小希望，我看過許多留希望的小説，大多數都看不下去。

　　選擇這種結構，是受電影《巴別塔》影響，那時不知道有類似結構的小説，快寫完時，才發現這種結構方式的小説特別多，一下全冒了出來，可再想改也來不及了。

　　親情比愛情更殘酷

　　北青藝評：在這個短篇集中，所有主角與母親的關係都很緊張，這是刻意為之嗎？

　　蔣方舟：好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此前真沒意識到，也許帶有個人烙印吧，我確實迷戀于親情中殘酷的一面，所以我才不斷去“審判童年”。我覺得，親情比愛情更殘酷，對愛情還可以通過言語傷害、吵架來發泄，對親情卻不可説、不可發泄，只能忍受。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沒有顯性的、想反抗的慾望，但我確實喜歡看描寫家庭關係殘酷的小説，比如伍綺詩的《無聲告白》，也是講母女之間互相仇恨的。

　　北青藝評：如果你母親看到這本小説，她會不會傷心？

　　蔣方舟：她看過，沒傷心。我們交流很多，而且有很多探討，我們知道彼此人性中都會有很多的陰暗面，我小説中主角對母親説的那些話，可能我也對母親説過。

　　北青藝評：在文學評論中有個名詞，叫“女性嘮叨”，摒除性別歧視色彩，會發現女性作家在小説中似乎更喜歡評論，更喜歡寫童年經歷。

　　蔣方舟：回想起來，確實有這個問題，比如評論多，其實我還刪掉了很多，後期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將相關語句刪去。也許是在今天的文學領域中，作家性別依然是一個被過度關注的話題，導致女性作家更喜歡自我觀察、更熱愛自己的感覺，結果將外部的認知不自覺地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了。

　　愛難永恒 所以逃避

　　北青藝評：在這個集子中，所有主角都沒能獲得愛。

　　蔣方舟：是，只有其中一個瞎子獲得了愛，因為他生理上不完全，感知部分有限，反而獲得了最完整的情感。

　　這麼寫，倒不是刻意像《冰與火之歌》中那樣，所有健康的成年男性都必須死，但我確實不相信完美無缺的家庭生活，今天很多人在鼓吹這個，什麼人生贏家、永恒愛情等，我對此很懷疑。

　　北青藝評：不過也有很多傳奇的愛情故事，比如錢鐘書和楊絳。

　　蔣方舟：那是有特定背景的，錢鐘書寫《圍城》時，寫一頁就交給楊絳謄一頁，兩人有很多交流，但我想，一個作家在生活中是沒法完全坦誠的，即使是錢鐘書與楊絳，也一定有不可言説的一面。我覺得最典型的作家與伴侶的關係，是托爾斯泰夫婦，他夫人經常偷看托爾斯泰的日記，以窺探其隱私。

　　我也很想相信美好的愛情，放棄其他情感選擇，完全從另一個人身上得到滿足，但這很可能是人生某個階段的産物，少年時未必能如此。

　　北青藝評：在開篇的《臺北自畫像》中，姜夕明明可以與氣質相投的喬意走入婚姻，為何她突然轉向傷害過她的林滿？

　　蔣方舟：這其中我個人代入的成分比較多，我想寫的是女性的軟弱，姜夕還沒想好去迎接新的生活，無法真實地去面對家庭。

　　我小時候的生活和姜夕很相似，一直在學畫畫，生活在自己構想出來的理想世界中，只要不符合這個世界的邏輯，我就會認為是現實錯了。

　　北青藝評：可姜夕已幾度走進事實婚姻了，她為什麼還想逃？

　　蔣方舟：是的，她還想逃。這基於她對婚姻的不信任，對現實生活的害怕。藝術給予的生活波瀾壯闊，只有曲折，才符合美學。可現實則要求美滿、犧牲，姜夕暫時還沒想好能否接受它。其實，我也如此，我害怕被幸福美滿的生活所收服。所以一旦發現這種可能，就會選擇出逃。

　　我們喪失了判斷創作好壞的標準

　　北青藝評：老一代作家在創作之前，會積累多年的創作素材，而你們這一代似乎已經放棄了這種方法？

　　蔣方舟：我寫日記，從大學開始，一直堅持，寫小説時也會拿出來看，但今天的情況不同了，人們對具體的都市生活失去了熱情，真實的人與真實的情感越來越少，打開微信，人們的生活軌跡都展現在其中，大家的語言、行為方式、關注熱點都差不多，因為大量影視作品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普通人不自覺地去模倣電視劇中的那些狗血情節，很難從中找到有價值的創作素材。

　　當然，這與環境封閉有關，對於受到的擠壓，創作者感受更明確，如果只是生活，則不易察覺到，只是覺得一切正變得越來越無聊、簡單，意識不到這是封閉的結果。

　　北青藝評：上世紀80年代，作家文體實驗非常多，諸如意識流、結構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而80後作家似乎都是寫實主義，風格不突出，您怎麼看？

　　蔣方舟：我確實不會寫意識流。此前人們創作的動機是當作家，而80後則是有創作衝動，我們這一代未經過文學圈內部的評價機制，直接面對沒有經過文學訓練的大眾，所以多選擇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符合人的表達欲。

　　作家寫出自己的風格很難，比如寫《自由》的弗蘭岑，他此前寫後現代小説，大家看不懂，忽然他決定改變，把家從紐約最豪華的地段搬出，和妻子離婚，與父母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風格的形成需要轉變生活方式，代價非常高。

　　北青藝評：與此前作家相比，80後作家沒有形成圈子，都是單打獨鬥，這會不會對創作帶來消極影響？

　　蔣方舟：確實存在這個問題，80後彼此交流少，而老一代作家對我們的評價又比較抽象，無非是讚美青春的無限可能，或者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創作，要麼誇你的態度好，説沒想到在這個時代還有人專注于文學，可這些意見都不具體，沒法告訴你該怎麼做才能寫得更好。由於缺乏評論界和老一代作家提供的明確坐標，我們自己也喪失了判斷創作好壞的標準，只能以市場為標準，這其實比孤獨更可怕。

　　也和80後外國作家交流過，但沒什麼意思，無非是小説創作與影視創作的關係之類，沒有更深入的交流。過去我不怎麼看80後作家的作品，現在也在看，小説寫完了，渴望有反饋，沒反饋，寫作者會覺得很無助。也許是批評的聲音太多了，80後作家特別拒絕相互評價。

　　北青藝評：今天小説讀者實在太少了，寫小説恐怕遠不如寫散文划算。

　　蔣方舟：今天看散文的讀者也不多。我很幸運，不需要在生活的壓迫下寫作，不需要過多考慮市場，我想，人總還是有脫離現實的需求吧，總還是有讀小説的需求吧。

　　我也一直在寫評論性的文章，但在今天，想發表看法並不是件容易事，好在我對自己沒有什麼設定，所以沒覺得壓力大。

　　北青藝評：你下一本小説會是什麼？

　　蔣方舟：不想再這麼寫了，我下一本是長篇，寓言體，有點像《饑餓遊戲》，通俗，好看，而且反烏托邦。它是一個“打怪”的故事，但怪物和人類達成某種平衡，它生活在水族館中，通過表演給大家賺錢，只是還在吃人，為了養活它，人們不得不向它獻祭，後來英雄殺死了怪物，可也由此破壞整個利益鏈，故事從殺死一個怪物轉向殺死一個英雄，這本書我寫得很順利，已經完成了5000多字的提綱。

　　有失敗感總比專心涂《秘密花園》要好

　　北青藝評：因閻連科一句“80後是相當懦弱的一代”，引發各方熱議，作為80後，您怎麼看？

　　蔣方舟：其實這個話題閻連科是接著楊慶祥説的，他們意見相同，但楊慶祥是80後，怎麼説都可以，而閻連科是老一代，他説這話容易給人以指責的錯覺。80後中不少人確實太聰明瞭，比如當年大學中的一位意見領袖，如今畢業了，成了創業領袖，他知道社會需要什麼，怎樣才能獲得更多資源。

　　雖然有這種那種問題，但80後有失敗感，總覺得沒完成一件事，併為此焦慮，總比連這點焦慮都沒有，專心涂《秘密花園》要好。一般來説，在比較穩定的社會中，年輕人都沒什麼意思，中産階級總是無聊的。

　　北青藝評：80後也還有韓寒、郭敬明的，彼此判然有別。

　　蔣方舟：其實他們現在做的事也都差不多了，都在賺錢、開公司、賣東西，都在拍電影。對於影視，我暫時還沒找到特別想表達的內容，不想因為大家都這麼做，所以我也要先去佔個地兒。

　　北青藝評：如果説支撐上世紀80年代文學繁榮的根本支柱是思潮，那麼，80後是否也有自己的思潮？

　　蔣方舟：沒有，可能女權主義的影響大一些，80後在兩性平等問題上更敏感。很多人説80後受個人主義影響大，可為舉國、盛世而“嗨”的大有人在。當然，每個年輕人都會或多或少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我對法國“五月革命”中的純真左派抱有好感。

　　80後這一代思想共通點很少，只在現實生活的追求上有共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