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

　　日記中的名人

　　1946年至1947年季羨林剛回國的這兩年中，季羨林與很多名人有過交往，季羨林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這些人的印象。這些文字，讀起來也饒有趣味。從日記中鉤沉出相關文字，由此也可見季羨林對時賢的評價。

　　蔣廷黻（1895.12.7－1965.10.9）

　　1946年6月10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於是就去見蔣廷黻，我同他雖然不太熟，但也認識。初見面的時候，談得還暢快，一提到請他幫忙買飛機票，他立刻變了臉，於是就不歡而散，我又認識了官僚的一副面孔。”

　　蔣廷黻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到當他擔任國民政府官員之後，有不少親戚來投奔他，希望給安插一個美差，結果都遭到了蔣廷黻的嚴詞拒絕。蔣廷黻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教授，與季羨林有師生之誼。雖然有這層關係，但蔣廷黻也拒絕了季羨林的請求。雖略有不近人情之處，但似乎也看出蔣廷黻的潔身自愛與公正廉潔。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

　　1949年6月25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早晨七點起來，吃過早點，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見傅斯年。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説話有點不著邊際，談了談北大的情形，我覺得他沒有誠意聘我，他們當然高興我去，不過沒有我也行。”

　　當時，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季羨林這則日記正體現了傅斯年的派系觀念與北大情結。傅斯年聘請教師，是非常看重學校出身的，多數時候，他是非北大出身的學生不要的。

　　1943年王世襄通過梁思成介紹，希望前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史語所）工作。當時史語所所長即傅斯年。見到王世襄後，傅斯年問他：“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答曰：燕京大學國文係本科及研究院畢業。傅斯年回答説：“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工作。”由此可見傅斯年的派系觀念。

　　季羨林出身清華，這已經有些不符合傅斯年的選材標準了。此外，傅斯年選聘教授，眼高於頂，寧缺毋濫。在沒有看出一個人有真才實學之前，或許會不經意間流出一點知識人的傲慢。這或許就讓季羨林有了日記中的這一印象吧。

　　胡適（1891.12.17-1962.2.24）

　　1946年9月23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

　　“十一點到院長家去見湯用彤先生，他領我去校長室去見胡適之先生，等了會，他才去。同他對面談話，這還是第一次，我只覺得這聲名大得嚇人的大人物有點外交氣太重。”

　　當時胡適剛從外國回來，未免還帶有些略帶寒暄的外交禮節，故季羨林才有此看法吧。無獨有偶，陳毓賢在她的《洪業傳》中也提到了胡適的外交氣。洪業曾對陳毓賢説：

　　“我未到華盛頓見胡適之前，心裏有點保留，因為在哈佛碰見數學家伯克霍夫(GeorgeBirkhoff)，他也認識胡適，他對我説胡適做了大使後學了一套假笑。學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胡適這人沒有一點俗氣，他當大使跟我説話時，我也不覺得他有俗氣，伯克霍夫卻説好幾次看見他假笑。我想大概是大會的時候，跟那些沒關係的人説話，才擺出一副假殷勤，這是做外交的人所難免的。”

　　更讓季羨林難受的是，他跟胡適剛見面過不久，胡適又不認識他了。1946年10月9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

　　“十二點到理學院去吃飯，吃完回來，躺下來休息了會，想睡一點，但睡不著。只好起來，三點到松公府孑民先生紀念堂去開教務會議，見了胡適之先生，他又不認識我了。”

　　原因也很簡單，這一時期的胡適，實在太忙了，他一天要見很多很多人，季羨林匆匆見了一面，略微寒暄幾句之後就匆匆而別，這次再見，自然也就不認識了。由此可見胡適當時的忙碌程度。不過，在季羨林看來，胡適已經讓他擔任東方語文學系的主任了，卻還不認識他，心中未免有意見。

　　後來，季羨林寫了《浮屠與佛》的論文，此論文主要是針對胡適與陳垣的學術之爭的，他利用梵文做了一些學術工作，這讓胡適對季羨林印象極為深刻。上世紀50年代，胡適到臺灣後，還曾對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園説:“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

　　雖然季羨林對胡適尊敬有加，但是，到了1948年，當胡適乘飛機離開北平的時候，季羨林卻對胡適很有意見。據羅榮渠《北大歲月》中記載,聽聞胡適離開的消息，季羨林曾説：“胡適臨陣脫逃,應該明正典刑。”(羅榮渠《北大歲月》,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29頁)

　　陳寅恪（1890.7.3-1969.10.7）

　　1946年7月21日，季羨林在日記中寫道：

　　“我老早就想去看看陳寅恪先生，決意出發，在鼓樓找了輛汽車，到薩家灣下來，雨仍然沒停，找到俞大維公館，進去正有一個女孩子替陳先生念報，坐下談了許多問題。我今天才知道，無怪人人都佩服陳先生，他卻是真博。”

　　後來，在日記中，季羨林還多次提到他去探望陳寅恪的情形。探望之後，季羨林還系統閱讀了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並稱讚説唯有這樣的書才配得上出版。季羨林北上北大執教後，清華大學也聘請陳寅恪北上教書，還為陳寅恪配了房子。當時，季羨林還親自去驗看房子，並寫信告知陳寅恪相關情形。1947年，陳寅恪想要將一批梵文書籍賣給北大圖書館。此事也是由季羨林具體操作的。為了給書估價，季羨林多次去看陳寅恪的藏書，並帶著湯用彤去看過陳寅恪的這批藏書。最終，這些書于1947年6月10日議定了價錢。三天后，季羨林親自將支票送到了陳寅恪府上。可以説，通觀這一時期的季羨林日記，他最佩服的人就應該是他的恩師陳寅恪了。

　　肆

　　作家學者公知

　　除了交往，作為曾在國外潛修多年的海歸教授，季羨林的本職工作還是做研究、寫文章、在一些公共事務發出作為知識分子的聲音。這一時期的日記，很好地呈現了他作為作家、學者、公知的三重身份。

　　先説作家。在日記中，季羨林不斷提到寫稿的事情，這期間，他在《文藝復興》上發表了不少文學作品。日記中還多次提到他寫散文《Wala》與小品文《送禮》的經過。通讀日記，可以發現季羨林非常熱衷於閱讀現代作家的文學作品。老舍、張恨水、鬱達夫、周作人等人的文學作品，季羨林都有涉獵。此外，觀察季羨林這一時期的交往，也可以看到有大量作家的身影。這一時期的季羨林，似有成為作家的夢想。

　　作家這一身份之外，季羨林能成為北大教授，更源於他的學者身份，這一時期的日記中，季羨林也多次提到他正在寫的論文，如《東方語言學的研究與現代中國》、《浮屠與佛》、《近十年來德國學者研究東方語文的成績》等等。當時，季羨林認為自己的文學創作寫起來非常順手，論文寫作卻非常蹩腳。1947年1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早晨七點前起來，洗過臉，出去吃早飯，回來寫《現代德國文學的動向》，我覺得自己寫抒情散文不比全國作家中的任何人壞。但一寫論文，卻就異常彆扭，原因我還沒找出來。”

　　寫論文的時候，季羨林還有一個習慣。每當寫成一篇論文，他就將這篇論文念給朋友聽，讓朋友提意見與建議。最經常找的是他的老師陳寅恪。寫《浮屠與佛》的時候，季羨林就多次徵求陳寅恪的意見。

　　除此之外，應儲安平《觀察》約稿以及《大公報》約稿，季羨林也還寫過《我們應該多學習外國語言》、《我們應該同亞洲各國交換留學生》、《西化問題的側面觀》等文章。季羨林的名字也出現在《觀察》週刊上，成為了《觀察》的特約撰稿人。季羨林的這些文章，大都涉及國家的公共政策，帶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説，當時的季羨林，也可以算得上是“公知”了。

　　作家、學者、公知這三種身份都在季羨林身上有所體現。其實，不僅季羨林如此，錢鐘書也是如此。當時的時代給知識分子提供了相對自由的空間，他們在這三種身份中游刃有餘地進行切換。

　　1949年之後，季羨林作為作家與公共關懷的文字基本沒有了，他成了一個書齋中的純粹學者。一直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季羨林才又開始寫了大量的回憶性散文，並因此被稱為學者散文。殊不知，其實在1949年之前，季羨林是作家、學者、公知三種身份集合在一起的。後來，一直到死，季羨林對公共事務的發言相對較少。身份轉換的背後，隱藏著時代轉換下的知識分子困境。畢竟，儲安平的《觀察》是切合了時代要求，應運而生的。通讀季羨林的歸國日記，我們也在遙想那個逝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