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族精神的詩化

　　艾青與聶魯達、西特梅克一同被譽為“20世紀三大人民詩人”，而艾青的重要詩歌作品，正是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完成的。由艾青之子艾丹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愛這土地：艾青抗戰詩集》近期正式面世。

　　抗戰時期，伴隨著隆隆炮火，艾青進入了他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如他所言，那時候早晨一醒來，腦子上像沾滿了露水，充溢著寫詩的衝動。這一時期他寫出的《我愛這土地》等一系列名篇，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憂患意識，以對自由的熱切呼喚，用精湛的詩藝，實現了民族精神的詩化。

　　艾青的抗戰詩歌具有一種詩史的品格。他以戰士的身份把自己在戰爭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通過創造性的聯想與想像，凝結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把自己的生命與民族的命運融為一體。在“七七事變”的前一天，艾青以一個詩人的高度敏感，在《復活的土地》一詩中預言了戰爭的爆發，並堅信一個民族必將在戰火中浴血重生。艾青把這場戰爭的持久性與嚴酷性，凝聚成“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的畫面，沉重而悲壯；《人皮》《死難者畫像》則展示了戰爭帶來的觸目驚心的死亡圖景，冷峻的筆墨中燃燒著反抗的怒火；在死亡、苦難面前，詩人並不悲觀，在崎嶇而泥濘的道路上，他唱起了《向太陽》，堅定了對這場戰爭的必勝信念；《火把》更寫出了在血與火的考驗面前，一代青年的覺醒。此外，他還在《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女戰士》《乞丐》等詩中為英雄、烈士、底層民眾書寫，成功塑造出戰爭中我們民族不同層面的人物群像。詩集最後的那首《黎明的通知》則給人們帶來勝利的好消息。如果我們把艾青的這些慘烈、悲壯、動人的戰爭敘事連成一個整體來考察，就會看到一位在荒蕪而蒼涼的原野上、在戰爭的硝煙中走過來的抗戰詩人形象，這一形象在土地與太陽、光明與黑暗、死亡與新生、漂泊與歸宿的相互轉換中逐步清晰起來，它既是詩人內心的寫照，更是抗戰時期中華民族精神的畫像。

　　艾青的抗戰詩歌也充滿了對自由的呼喚。抗戰期間，艾青在推出詩歌名篇的同時，還寫出一部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詩論》，其中有這樣的句子：“詩與自由，是我們生命的兩種最寶貴的東西。”“詩的聲音，就是自由的聲音；詩的笑，就是自由的笑。”詩人痛恨舊中國的剝削壓迫、腐敗叢生，他希望借著這把民族解放戰爭的烈火，把不平等的世界推翻，“用戰爭的火焰/燒燬那/束縛我們的枷鎖/囚禁我們的牢監/——直到我們自由了”（《我們要戰爭——直到我們自由了》）。他意識到詩人的職責：“普羅米修斯盜取了火，交給人間；詩人盜取了那些使宙斯震怒的語言”（《詩人論》）。艾青所發出的對自由的呼喚，體現了他對新詩品格的深切理解，以及對被壓迫的民眾、對祖國的未來更深的關切。

　　正是出於對心靈自由的渴望，艾青以自由詩作為自己最主要的寫作形式。在他看來，自由詩是新世界的産物，更能適應激烈動蕩、瞬息萬變的時代。艾青的抗戰詩歌，源於自由的心靈，不僅在內容上充滿自由的精神，在形式上也不願受既有格律和程式的拘囿。他具有開放的眼光，對以惠特曼為代表的自由詩和以凡爾哈倫為代表的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借鑒，使他在意象的選擇、意境的營造等方面表現了極大的自由，在其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中，呈現了一種崇高之美與苦難之美，代表了中國自由詩創作的成就。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0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