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朱向前被《一座營盤》震撼了，“這是軍隊反腐題材文學的開山之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重、級別之高、問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他看來，《一座營盤》是突破軍隊反腐領域雷區的一部力作。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反腐題材創作曾一度興盛，但前幾年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近期，隨著《一座營盤》《曲終人在》等新書的出版，反腐題材再度進入讀者視野。這背後有突破，也有困惑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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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虎”落馬帶來寫作勇氣

　　在《中國作家》雜誌的歷史上，長篇小説《一座營盤》的問世是個例外。

　　去年7月，《中國作家》文學版編輯佟鑫聽説作家陶純正在創作一部軍隊反腐題材小説，就密切關注起小説的進展。她説，這部小説如果不馬上抓到手裏，擔心很快會被“搶”走。好在今年1月，佟鑫終於等來了小説的完稿，雜誌社為此還破了老規矩，“我們的出版週期一般很長，來稿至少要等兩三個月才能採用，《一座營盤》不到20天就登出來了。”佟鑫介紹説，這部30萬字的小説分兩期刊登在《中國作家》2015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上。

　　“《一座營盤》如果不是在現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肯定發表不出來。”總裝備部創作室作家陶純心裏很清楚，十八大之前，軍中腐敗是公認的雷區，肯定是不敢這樣寫的。促使他下決心寫《一座營盤》，有一個重要的契機——十八大以後，風向變了，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反腐，“在我黨歷史上，像這麼大規模的、堅決的反腐，從未有過。所以這本書與黨中央大力反腐、軍中‘大老虎’紛紛落馬有直接關係。”

　　“説實話，我早就想以改革開放之後的軍營為藍本寫一部長篇小説，但寫三十多年軍隊的變革，如果不涉及軍中腐敗，如果有意忽略這個重大問題，我認為那是一個軍隊作家的失職。”陶純説，他其實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把它寫出來，“終於我等來了，我是幸運的。”

　　和《一座營盤》幾乎同時問世的還有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軍旅作家周大新的長篇小説新作《曲終人在》，該作全面展現了中國社會的縱貫線和中國官場的縱貫線，也全面展現了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官場和官員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直擊腐敗問題。

　　這當然不是巧合，軍中“大老虎”的紛紛落馬，為兩位軍旅作家帶來了寫作靈感，更給他們帶來了寫作勇氣。

　　周大新明確地説，原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的落馬，直接催生了《曲終人在》的寫作。“我們過去都在總後大院住著，大家也都認識，沒想到他貪污那麼多，光是酒他就收了1500箱。這的確讓我很吃驚，這件事刺激了我。”周大新説，老百姓把權力交給了高官們，但他們光為個人、家族的事情操心、忙乎，“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寫了這部書。”

　　兩位作家甚至不約而同地在作品中呈現了谷俊山的文學形象。《一座營盤》中二號人物孟廣俊便是以谷俊山為原型創作的。在接待、酒宴、招標等一系列事件的描寫中，作家勾勒出這個軍中“老虎”幾十年的人生歷程，孟廣俊一路春風得意，曾經志得意滿地感覺“自己就是一九四九年打進南京總統府、扯下青天白日旗的英雄”。而老幹部們也由衷感嘆道：“小孟這個人，若生在宋朝，他就是宋江；若生在唐朝，他就是秦瓊。”

　　在《曲終人在》中，同樣也有谷俊山的影子，“我寫的人物都是虛構的，沒有一個是真的，但有些事情是真的。”周大新介紹，書中的人物魏長山家裏地下室放了很多酒，還蓋將軍府，“那是谷俊山的做法。”

　　“社會的熱點往往就是作家的關注點，當下國家大力反腐，中國作家應該會有人在這個題材上一展身手。”陶純預判，反腐題材創作這幾年還可能出現更多，“反腐永遠在路上，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也關係到你我的命運，為什麼不用手中的筆，以筆作刀，來參加這場生死存亡的戰鬥？”軍人陶純就像衝鋒在前的戰士一樣，發出了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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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登上多年前上過的“賊船”

　　在小説《酒國》中，莫言對20世紀90年代的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風進行過深刻批判。他近來也説過，一直有創作反腐題材小説的想法。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張平、王躍文、陸天明、周梅森等作家，都涉足過反腐題材的創作，但這些年，他們漸漸淡出了，人們在市面上看到的還都是這些作家昔日作品的不斷重印，鮮見同類題材新作。但最新消息得知，陸天明、周梅森將重出江湖，再度進行反腐題材的創作。

　　“我是下決心要再搞的。”老作家陸天明説，隨著國家反腐力度的加大，他有作家朋友也在蠢蠢欲動，想進行反腐題材創作，而他自己已接到數家公司的劇本和小説的創作邀約。

　　陸天明坦言，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反腐題材出了很多，今天再寫，怎麼寫，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當下的反腐，都有了深入發展。“腐敗官員做的事，當年我們再怎麼想像也想像不出來，這些披著共産黨員外衣的傢夥膽子咋就那麼大？”陸天明還提到，反腐手段、反腐形式以及反腐鬥士自身的形象也有了新變化，只憑道聽途説的二手三手材料無論怎樣也難寫好。

　　周梅森寫過《至高利益》《人間正道》《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反腐小説，這些年似乎隱退了，一直悄無聲息。但他透露説，目前正在進行40集反腐電視劇《以人民的名義》的劇本創作，並有寫成小説的打算，目前已進行到一半，周梅森笑稱，“我又上了‘賊船’。”

　　周梅森有一段時間根本不願意再碰反腐題材了，他和陸天明的想法一樣，“公佈出來的腐敗案件的廣度、深度遠遠超出了作家的想像，生活遠遠走到作家藝術想像的前面去了。”他反覆問自己，“是能提供更有意義的故事呢，還是能提供更有意義的人物形象，或是更有意義的思想啟迪？我覺得很難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這個念頭最初牢牢操控著他，他幾次拒絕了創作邀約。

　　直到去最高人民檢察院體驗了生活並查閱了貪腐案件材料，甚至和落馬官員有過深入接觸後，周梅森才改變了想法，“我發現，這個題材依然能做。”

　　周梅森找到了突破口，這部《以人民的名義》選取的故事，正是來自公眾廣為熟悉的案件：從國家某部委幹部的家裏搜出了兩億三千多萬元，通過這次搜查，一個官員人性深處的黑暗像剝洋蔥一般被層層剝開，作家由此拉開了某省的一場政治大地震和反腐大較量的序幕。“儘管開局的這個小官巨貪案件舉世聞名，但作家需要做的是往人性深處、心靈深處挖掘。”周梅森説。

　　周梅森在現實生活中的經歷，同樣給他提供了素材。周梅森久居南京，他對江蘇一些落馬官員很熟悉，他覺得很多人對落馬官員有一個誤解，覺得他們天生就是大壞蛋，黨組織當初重用這些人真是瞎了眼。“通過我和他們的接觸來看，他們其實人都很能幹，有開拓精神，但他們靈魂上往往又都很孤獨。”周梅森分析説，有的是因為心裏不平衡，看到企業家那麼有錢，為什麼自己就不能擁有？有的則是因為深深的孤獨，需要找一些化解的地方，而走上了腐敗之路。“這是我的新發現，有了這些新發現，就可以進行創作，如果找不到超越新聞報道的東西，那就不能進行創作。”周梅森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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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踩著鋼絲”進行創作

　　“在寫作過程中，我的內心總是很掙扎，就怕出問題。”周大新坦言，中國作家大都不願意寫這類小説，一方面是不想介入政治太深，另一方面，人性的複雜程度不好表現，以及還有很多無形中的約束。《曲終人在》就是在如此糾結的狀態下寫成的，即使完稿後，周大新心裏依然沒底兒。《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施戰軍安慰他：“為什麼不可以發？實際生活中已經抓了這麼多腐敗官員，難道文學不能表現嗎？”《曲終人在》一書出版後，周大新非常緊張，怕有負面反應，他在一段時間內都盯著各路網站——還好，都是正面反應。

　　“寫作過程中，我一直有一個擔心，怕別人對號入座，當然不怕谷俊山這樣的原型對號入座，他進去了，想打擊報復也沒可能了。”陶純説，他是擔心身邊熟悉的人、曾經認識的人，尤其是一些領導從中照見自己的影子。“但好在我筆下的一些負面內容，在全軍普遍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見怪不怪。”陶純説，最後他把碎片化的東西、星星點點的細節，捏合、塑造成另外的樣子，讓別人覺得不是自己。為了防止有人對號入座，陶純還有意做了一些處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發生地——A基地的建制是個軍級單位，下面有師、旅、團。像這樣的編制，全軍是沒有的，一般集團軍下面才有師、旅、團建制。

　　對作家們而言，反腐小説的寫作還要把握好“度”。“軍營中的人和社會上的人一樣，都是複雜的，很難用一個‘好’字或‘壞’字來概括。”陶純説，至於如何把握，主要看作家內心的出發點是什麼，揭露醜惡，如果是希望國家好、軍隊好，就能把握得準，“我的化解方法很簡單：把布小朋這個一號人物寫好、處理好，讓他身上的浩然正氣貫穿到底，這部作品就不會有大麻煩。”

　　“反腐小説其實不容易寫好，除了題材敏感、雷區多、容易惹麻煩之外，還有一個就是它紀實色彩濃，搞不好就削弱了小説的藝術性。”陶純總結説，這也是很多作家為什麼不想觸及這個題材的原因。

　　周大新、陶純的冒險寫作，幾乎立刻獲得了業內的首肯。“大環境的改變，為反腐小説提供了敘述上的安全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間，使這類題材開始向嚴肅的深度去開採和挖掘。”文學評論家李建軍如此説道。

　　總裝備部創作室作家西元説，軍隊腐敗問題大家不是看不到，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不知能不能寫、怎麼寫，久而久之，選擇性回避就成了選擇性遺忘，軍旅文學創作在這裡成了真空。“因此，一旦有作品闖進了這個領域，就會收到意想不到的反響。《一座營盤》把這些東西從人們的記憶當中統統打撈了出來，僅此一點，就足夠觸目驚心。”

　　“不能指望一個小説家完完全全赤膊上陣，搞一部轟炸性的小説。如果是那樣，還不如寫報告文學，寫新聞報道。”《人民文學》雜誌主編施戰軍認為，反腐題材寫作，不僅僅是直面社會，更多還要指向人類的處境、人類的未來，這才是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曲終人在》就有這種非常現代的想法，以往的反腐小説是沒有過的。”施戰軍説。

　　他進一步解釋説，《曲終人在》中，事關一個高官形象的多邊採訪，從妻子開講，兒子、姑媽、司機、保姆、前妻、繼女、法師、官場同事、模特、總裁等等各有各的角度、傾向和口音，但每個講述人在談説“他者”之時更在訴説“自我”，合起來構成了荒誕絢爛的亂麻奇景。本應是給剛剛作古的省長立傳用的材料，卻成了調式不一的混聲雜音，講述人更在意的其實是自我的造像。施戰軍因此認為，“周大新的小説不能單純地將之視為現實主義的小説，同時也是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説，有這種藝術探索的勇氣，又敢直面當下生活，這樣的作家應該對他致以敬意。”

　　對話

　　寫“反腐”但別限于“反腐”

　　受訪者 文學評論家白燁

　　採訪過程中，很多作家都不願意給自己的小説貼上反腐小説的標簽，作家王躍文就非常明確地對本報記者説：“任何類型化標簽對作家和他的作品都不是讚賞而是貶損，簡單的標簽化定義是對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消解。”

　　但為了表述方便，我們又不得不沿用了“反腐小説”這個標簽。甚至會順著這個“標簽”的指向，回溯多年來反腐題材創作的發展、樣貌，這對於觀察今天和未來的創作走向，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就有了這次對話。

　　問：首先請您簡單回顧一下反腐小説這些年來的生長脈絡？

　　答：“反腐小説”這個説法因對一些作品只做簡單的題材歸類與內容指認，在文學評論中並不怎麼常用，更多的時候是媒體的一種用法。好的小説，一般都是超越單一題材的，因此許多作家也對這一説法不太認同。這裡，我們權且沿用這一媒體的説法。

　　反腐小説與現實題材寫作的關係十分密切，其較早的源頭可追溯到新時期之初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柯雲路的《新星》等。上世紀90年代，由河北“三駕馬車”何申、談歌、關仁山帶來的“現實主義衝擊波”，把反腐與社會問題聯繫了起來；與此同時，張平、周梅森、陸天明的小説，又把“反腐”與“官場”內在地結合起來，促進了反腐小説向官場小説的有力過渡。進入新世紀之後，官場小説有三部重要的代表作，這就是王躍文的《國畫》、閻真的《滄浪之水》和李佩甫的《羊的門》。後來還有一些偏于通俗或流行于網路的官場小説，如王曉方的《駐京辦主任》、老喬小樹的《侯衛東官場筆記》、黃曉陽的《二號首長》等。現在的類型小説中，就有被稱之為“官場小説”的一個類別。

　　問：反腐小説創作總體是個什麼樣貌？在您看來比較不錯的作品都有哪些？能否推薦幾部？

　　答：反腐小説在其發展演進中，已逐漸超越了單純的“反腐”，越來越走向對於官場現狀的生態揭示和對於基層官場的深入透視。因此，現在常用的官場小説説法，在包含反腐小説的同時，事實上已替代了反腐小説。

　　我認為，從反腐小説到官場小説，不同時期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周梅森的《絕對權力》、張平的《國家幹部》、陸天明的《省委書記》、王躍文的《國畫》、閻真的《滄浪之水》和李佩甫的《羊的門》等，都值得一讀。近幾年，還冒出來一個叫余紅的文學新人，先後寫作了《黑煤》《鴻運》《琥珀城》等長篇小説，也別具韻致。

　　問：大約5年前，反腐題材創作一度受阻，但我發現，最近這一年來創作勢頭開始回暖，“局長”“市長”“縣長”之類的小説又開始多起來了，對此您怎麼看？

　　答：反腐小説一度受阻，與其自身存在很大問題有一定關係。一個時期以來，這類作品較受歡迎之後，一些作品便在“反腐”的同時“渲腐”“炫腐”，不僅寫得相當俗氣，又相互跟風。如《黑冰》市場銷路很好，便有《黑血》《黑雨》《黑風》接踵而來，使得這類作品帶有相當濃厚的黑幕小説色彩。還有的一味渲染官場厚黑學、謀略術，停留在對慾望的赤裸裸展示上，甚至堪稱官場升遷的“教科書”，作家該有的批判精神根本不見蹤影。

　　現在反腐小説勢頭回暖，既有反腐成為社會常態的原因，更因為作品本身的品質上來了。寫“反腐”不限于“反腐”，寫“官場”又超越了“官場”，作品具有更豐盈的社會內容和人生內涵。

　　問：從反腐小説成長史看，《曲終人在》和《一座營盤》的出現會是反腐小説的一次轉折嗎？

　　答：周大新的《曲終人在》和陶純的《一座營盤》，確是近期讓人眼睛一亮的兩部長篇新作，他們確實都與“反腐”不無關係，卻又遠遠超越了“反腐”本身。《曲終人在》裏的歐陽萬彤、《一座營盤》裏的布小朋，都是從基層幹部一步步升到省長、基地司令員高位的。但這個過程卻危機四伏，充滿凶險，因為環繞著他們的賄賂方式無奇不有，行賄者也此起彼伏，這些都令人防不勝防。可以説，時時刻刻保持高度警覺並與之巧妙地進行鬥爭，是他們最為日常也最為艱巨的任務。他們並非反腐英雄，卻是拒腐的鬥士，這對於大多數幹部來説，要更為難得。這兩個人物形象，在當代小説的人物畫廊裏，有其正向的獨特性，也有其藝術的典型性。涉及反腐的小説，注重正面描畫人物，多維審視人性，這兩部小説做了極為成功的嘗試。

　　問：反腐小説創作最大的難點是什麼，作家們處理得如何？

　　答：我覺得最大的難點是在作品中內在地包含“反腐”，而不是局限于單向地“反腐”，深入地觸及“官場”，而又有力地超越“官場”；同時在獲取生活素材和塑造人物上，要有新的視野、新的胸懷、新的角度和新的手法。可以説，大多數作家在這一方面還陳陳相因，少有突破，尤其是在流行于網路的類型小説寫作中，內容同質化、藝術粗放化的傾向更為嚴重。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周大新的《曲終人在》和陶純的《一座營盤》這樣另辟蹊徑的寫作，既是鳳毛麟角，也顯得十分重要。他們以成功的經驗告訴人們，即使是涉及“反腐”，觸及“官場”，也可以花樣翻新，也可能自出機杼，關鍵在於作者對現實生活要有深入的研究與細切的體味，對時代新人要有充分的認識與獨到的把握。總之，這也和別的文學寫作一樣，倚仗的是作家自身的修為與藝術的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