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凡50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章伯鈞是中國頭號大右.派，能否談談他的生平?

　　答，現在的人，只知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以此獲罪，又以此留名。歷史本身就隱含著無法估計的因素在內。

　　1895年陰曆十月初一，我的父親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個地主家庭。所謂地主，不過小康之家。6歲那年，他的父親不幸溺水而亡。從此，他與二弟章伯韜(3歲)、三弟章伯仁(5個月)由兩位叔叔撫養。

　　他先入私塾，一年後轉入鄉間育才小學。我父親自幼喜讀書作文。每日歸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誦為一大樂事。小學畢業遂投考省內有名的桐城中學。因數學不及格，幾將落榜。後因文章著實寫得漂亮，被校長(桐城派文人)破格錄取。章家距學校90華里，那時的寄宿生須自帶伙食。於是，我的父親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為侄兒的求學上進，不斷變賣田産，經濟日漸拮據，便更加刻苦自勵。

　　1916年20歲的父親赤腳草鞋來到武漢，考入武昌高等師範英語系。這時，新文化運動正以磅薄之勢在全國興起。他酷愛西方哲學著述，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明確意識到中國人必須用民主科學態度去重新審視歷史，正視社會現實。從此，民主主義開始成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學功課，一面結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惲代英， 這個與他同齡的江蘇武進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書社》 、《互助社》、《共存社》。我父親常去書社讀書學習，與惲代英相處甚洽。後又與肖楚女相識，肖乃湖北漢陽人，熟悉武漢社會情況，遂多與之探討有關改造社會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父親在武昌高師曾發起組織讀書會，繼而又參與組織學生會。五四運動爆發，他作為武昌高師學生會代表參加了武漢學生聯合會，積極組織武漢學生開展反帝反封的愛國運動。

　　1920年，剛畢業的父親即被聘為宣城師範英語教員。不久，升任該校校長(宣城師範又名安徽省第四師範)。為了把學校辦成傳播進步思想的園地，他先後聘請惲代英、肖楚女、陳霞年(陳獨秀之侄)來校任教。惲代英任教導主任兼國文教員，月薪與校長相等，大洋百元，父親與他商討革新教育的方針、計劃，決定從充實教材、改進教學方法入手。不僅使學生學好書本知識，還要懂得人生意義，樹立革命理想。為此他倆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課堂宣傳民主科學，帶領學生走出校門，去了解中國社會現狀。 一次，惲代英領著學生遠走黃山，沿途作社會調查，數日不歸，家長紛紛跟父親要人，認為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釋也無濟於事，最後鬧得滿城風雨，還告到蕪湖和安徽省當局。半年後，惲代英被迫離職，我父親通過高語罕介紹他到蕪湖省立第五中學教書。為實現改革教育的理想，繼惲代英之後，父親又邀請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風不減惲代英，又極善講演，把個課堂作為傳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講壇。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蕪湖與安徽省教育廳，又免去肖楚女之職，父親也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師範校長僅一年，其敢作敢為，改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教育舉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輩人心中仍傳為佳話。後來的宣城四師，一直是皖南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當然，現在“宣師”的學生已不明細這段歷史，據説該校園裏高懸著惲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卻無人再提章伯鈞。

　　1922年，省長許世英以安徽省公費送我父親赴德留學。他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黑格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他與朱德同住一室，又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並擔任黨小組副組長。1925年鄧演達被迫前往歐洲遊歷，在這群留學生中與我的父親交往較密，常促膝長談，探索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道路。對這兩個問題，兩人觀點極為接近，可謂志同道合。鄧演達的精闢思想，據我父親的闡釋和回憶，可以歸納如下：

　　資本主義在中國尚未形成，在經濟上受制于帝國主義。

　　中國資産階級並未掌權，國家政權實際上是軍閥、官僚、買辦的統治。

　　各中小城市雖被外國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資本主義色彩，但土豪劣紳依然壟斷了鄉村，廣大地區籠罩著封建主義制度。

　　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結構，是處於“前資本主義時期”，是一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下不斷掙扎、日趨腐朽破碎的社會。而所謂前資本主義，則是指中國從東方式的封建社會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階段。

　　這種社會規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性質，是帶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農工為重點的平民政權，實現節制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和耕者有其田，以準備向更高的社會階段過渡。

　　鄧演達的觀點，不僅為父親所接受，而且運用於後來的革命實踐。在福建事變中他就是以這種理論為指導的。後來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言論，也一貫以這些理論來表明自己的主張。北伐出師，我父親一直在鄧先生左右進軍到武漢，並深受倚重。鄧演達被殺害，父親繼承著鄧演達這面旗幟，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第三黨幾次易名， 但都是以鄧演達手擬的綱領作為黨章的基石。 父親對別人曾説：“要像寡婦守節一樣，守住鄧先生的精神。”我想，父親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諾，並付出了失敗、流放、通緝、被黜出以及淒孤而死的代價。

　　我父親在柏林大學的四年，系統地研習了馬克思主義原著和充滿辯證精神的黑格爾哲學。因而，他有著建立在豐厚社會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理論堅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這一切，為其後來無條件獻身社會、追求進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他在北伐失敗後，參加發動南昌起義;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參加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建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日本一邊重新學習、反思自省，一邊又重振組織;日寇發動侵略的槍聲一響，他立即潛回香港，率先響應中共《八一宣言》;在蔣介石宣佈解散民盟的時刻，他流亡香港與沈鈞儒一道宣佈恢復民盟……。這一系列不屈不撓的表現，都與他在德國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親從來不怎麼檢查我的成績單，但極其重視“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説：“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最起碼的條件和最終的要求就是表裏如一，始終如一。無論生憂患之中，還是處落魄之境，無論自幼至長，還是自長至老，在這個問題上應無一刻的鬆動。”

　　我父親的奮發求學與精神氣質，對他的兩個弟弟起著表率與帶動的作用 短他去德國之後，二弟伯韜赴法國留學，為中國留法勤工儉學語文部主任，且參加了中國共産黨;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學，後去蘇聯也成為共産黨員，繼陳紹禹(王明)之後，任蘇聯遠東區伯力學校校長。一家三兄弟相繼出國深造，被家鄉親友同學稱為“一門三國”、“一門三龍”。而且，這“三國”、“三龍”還都是共産黨。但兄弟三每人平均未能善終，我父親成了反黨右派;我二叔操勞早逝;我三叔在史達林清洗中被槍決。

　　問：章先生最初是共産黨，為什麼又離開了共産黨?

　　答：這個問題我現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敗後，我的父親對當時共産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傾”路線極為不滿。對第三國際亦大有看法。他作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適應。

　　所以在與中共失去聯繫之後，再也沒有主動恢復。他願意追隨鄧演達創建第三黨。鄧殉難後，他矢志奮鬥到底。在漫長的鬥爭中，他曆盡險阻，貧病交加。蔣介石用高官利誘，用權勢威迫，他都不為所動，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民主戰士。

　　問：據我們所知，章伯鈞先生不僅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領袖人物，而且還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實際負責人。

　　答：是的，但現在實際上已經把章伯鈞遺忘了。記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開了一次紀念建盟40週年的座談會。母親就是興衝衝而去，悲慼戚而歸。

　　誰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戰爭的緊要關頭建立的，它承擔著國共兩黨之外“第三者” 角色和重要的調停作用， 以推動兩黨團結抗敵。它是由三黨三派組合起來(即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職業社、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人士)。本著“一則團結各黨各派，抗拒蔣介石的打擊;一則同共産黨合作”的目的，父親懷著巨大的熱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醞釀、籌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來的支援幫助下，奔走各方，溝通意見，尤其是爭取青年黨的加盟，我父親不知與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親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兼任組織部長。

　　1958年1月26日， 民盟中央宣佈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

　　我是章氏後代中唯的一盟員。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內心總是隱隱作痛。因為為了這個組織，我父親幾乎送命，他的家庭幾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擱在鄉下的紅薯地裏，形同孤兒。它存留在我心中。

　　問：現在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不少，您都看了嗎?

　　答：現在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我翻翻而已，如葉永烈的，如化名為姚杉爾的“中國百名大右派”，它們算是文學作品吧。從前的血淚，可以成為現在的資本;寫別人的血淚，可以轉換為自己的資本;不懂得民主黨派，不熟諳共産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弄不透反右運動的。別以為把那些舊報紙上的東西用粗針大線穿起來，就自詡為“本書是一部系統研究1957年右派的問題的開山之作”，是對“那個悲劇時代的悲劇人物進行了真實的記述，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實”。我同意這樣的觀點：文學也在分化，就整體而言，幾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基本上無所作為。文學不再是藝術，而是商業活動的特殊形式。他們不是創作作品，而是製造作品，用發表過的文章或資料加以組合，再“返銷”給出版社。其中，紀實文學、內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隱聞是其著重關注的領域。

　　問：那麼，您能談談反右中章先生的情況嗎”

　　答：對這個問題，我只能簡而言之。

　　新中國成立，我父親在政府部門和其他部門擔任許多職務。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等等。每年都要出國，參加世界和平代表大會。他春風得意，心情舒暢。他認為自己是靠攏共産黨的，共産黨也是善待他的;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追求民主科學的職業政治家，對當時在權力行使、方針決策、政策貫徹以及意識形態、外交業務方面存在的問題，他都有所察覺，也有所議論。

　　1957年4月30日， 他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非常興奮。認為“人民內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後主要是解決生産力與生産關係問題”的總體方針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確立，是毛澤東對自身理論的突破。而這種突破將有益於他的社會實踐。父親説：第一代領袖是決心要把國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裏的領袖;第二代領袖是要能滿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領袖，而生活又是不那麼容易滿足的。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和解決途徑，他很可能要去完成兩代領袖的任務。當中共提出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我父親是相信的，相信毛澤東當初的確想整風，也要整風。但為什麼忽然從整風轉變為反右，又是在什麼時候確立了這種轉變，父親卻一概不知(現在有人考徵是羅隆基的一句話觸怒了毛澤東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説)。

　　既然確立了反右，也就同時確立了反右目標。於是中央統戰部出面召開座談會，讓目標“入圍”。於是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電話催促父親，一定要出席座談會，給中共提批評意見。父親再三推託，聲明自己的觀點意見平時都講過了。“平時講的不算數， 一定要在會上講。”——看來，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瀉不止的父親坐在“吉姆”車內，心裏還不知一會兒該説些啥?想來想去，想出個“設計院”，還有些即興內容：

　　今天，我談個人意見。近20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産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産黨的領導，共産黨的政策，共産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效果。

　　鳴，放，並不影響共産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産黨的威信。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待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多聽聽多方面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以上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 的發言，最終成了我父親劃右的罪狀和定性材料。罪狀的第一條是主張政治設計院;罪狀的最後一條是反對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條是主張“輪流坐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