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小難民自述》，説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初，“小岵”與全家人在外公的帶領下，從南京輾轉經安徽、湖北、湖南、貴州，終於逃到了雲南昆明。驚魂甫定，只有13歲的她記錄下了那八千里路的戰火和塵土，其文字真實、動情、充滿細節。　

　　抗日戰爭中的小難民

　　“小岵”是筆名。她的本名叫吳大年。

　　吳大年的父親吳鼎（定九），祖籍江蘇常州，是中國新聞界的知名前輩。吳大年12歲那年的暑假，同時考上了南京女中和中央大學實驗中學。

　　就在吳大年滿心歡喜地等待中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時間已經走到了1937年的夏天。“七七”事變爆發之後，“八一三”淞滬又起烽火，日本軍隊向著民國首都南京步步逼近。為了保護家人安全，吳大年的外公把一家老小送到南京城外的江寧縣銅井鎮暫住。

　　站在銅井鎮的小路上，大年能看到一架架日軍飛機肆無忌憚地從頭頂上空飛掠而過、去南京執行轟炸任務。“中秋節後的那一天，是南京城遭敵機轟炸最劇烈的一天。火光沖天啊！那火的顏色，紅得嚇死人。”吳大年回憶。

　　南京淪陷的十天前，吳大年的外公帶領這一家九口——他、他夫人、他女兒、他女兒的三個孩子、他女兒丈夫的妹妹、他的兒媳和孫子——踏上了逃難的漫漫征程。

　　逃難：從南京到昆明

　　外公帶著一家子人，輾轉在安徽各地尋找安全地帶。在一條小民船上飄蕩了兩天之後，他們來到安徽和縣，並在那裏住了個把月。就在他們以為找到了一處諾亞方舟的時候，日本的軍隊向他們迎面襲來。

　　在《小難民自述》裏，吳大年詳細地寫下那次驚心動魄的遭遇。一個晴朗的早晨，她和妹妹出門買早點，忽見“居民們非常驚慌，有背著鋪蓋卷兒的，有夾著小包兒，挽著小皮箱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向城外跑去”。一打聽，才知道日軍來襲，一家人趕緊準備逃難。一開始慌張到了什麼地步？她舅母竟把小兒子頭朝下、倒背在了身後。日軍的槍聲越來越緊，夾雜著隆隆的炮聲，他們一家人裹卷于洶湧的人潮中，在狹窄的道路上瘋狂逃命。他們在最後關頭逃出了縣城，藏身於一處鄉間。幾天之後，他們回到和州，發現日軍已將那個小縣洗劫一空，雜貨店、鞋帽點、水果店無一倖免。他們暫住的房東家裏一個年輕的媳婦也被擄去，拋下一個還在吃奶的嬰孩。

　　安徽是呆不下去了。大年的外公想到自己的兒子（也就是新生兒楊凱的父親）在武漢工作，便雇來一艘木船，準備走水路去漢口。然而就在動身之前，國民政府將所有的民船徵用一空。外公臨機應變，決定先去含山，然後一步一步往武漢靠。那個時候，公路上全是軍車，逃難的民眾只能選擇走鄉間小路。唯一的代步工具，是一種“獨輪車”：即一個木板架在一個獨輪之上、由人推行的車子。

　　對於當時行走于小路上的逃難人群，《小難民自述》中有這樣的描述：“一群群蓬頭垢面的同胞，很早地趕著路。也許是因為經濟的束縛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車，壯年男子卻束著腰帶、拄著拐杖，很困難地移動腳步。他們輾轉流亡，為了什麼？為了不願做敵人的奴隸，不願在黑暗中生活啊！”

　　和難民們朝夕相伴的，除了沉默的大地山河，便是呼嘯的日軍戰機。從安徽到江西、再到湖北的那一路，日軍的轟炸始終相伴。空襲來的時候，很多地方沒有警笛，只能通過敲鑼來發出警報。一次，一架日本戰機就在離吳大年不遠處的上空擲下一枚炸彈，當場炸死9人，炸傷7人。“我當時清楚地看到了那架飛機，看到了機翼下的太陽旗，我甚至覺得自己看到了日本鬼子的飛行員。”吳大年説。那段日子留給吳大年兩個鮮明的記憶畫面：一是逃難的人群，他們一個個都披頭散發、六神無主；一個就是日軍空襲的飛機，它們像母雞下蛋一樣撒下炸彈。

　　好容易，吳大年一家走到了九江，與在武漢的親人取得了聯繫，乘輪船到了武漢。隨後，他們又在武昌租了民房，住了兩個月。就在武昌，吳大年的外公決定，帶著一家人繼續西行，去大後方雲南昆明。外公曾在雲南工作、生活過，在那裏有不少親朋好友，但這個決定做得並不輕鬆。“他擔心我們這些孩子從此離鄉太遠，”吳大年説，“在做出決定之後，外公曾經跟我母親感嘆，説，從此後山高路遠，這些孩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鄉。”

　　他們從武漢乘坐火車前往長沙。這一段，顯然要比之前“步行+獨輪車”的路程輕鬆很多，只是他們依然不得安生：火車作為地面上活動的巨物，幾乎是空中戰機的活靶子。因此，火車只敢在夜裏開，而不敢在白天開。而即使在夜晚，也會開著開著突然停下，一車的燈突然全部熄滅。這個時候，吳大年跟全車的人一起，非常無奈地躲在車上，希望不被敵機發現。

　　到長沙之後，吳大年的外公聯繫到雲南公路局的一部卡車，取道貴州、開往昆明。終於，在1938年5月下旬，這一家人安全抵達了西南大後方。

　　顧頡剛和冰心助書出版

　　對於年少的吳大年來説，將逃難的經歷寫出來，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情緒宣泄；而這本書真的得以出版，則牽涉到了當時社會各方面人的力量。

　　到了雲南昆明之後，吳大年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但她的心依然不平靜。“我當時有一種強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覺，”吳大年説，“我想用我的筆來讚美祖國的雄偉壯麗，控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想寫出普通的中國人面臨強敵不甘屈辱的精神，讓生活在‘後方’的人們知道戰區人民的苦難和犧牲。我那些想法也許是很幼稚的，但我的外公、媽媽還有一些難友們都很支援我，鼓勵我快快寫出來。”

　　從1938年7月到1939年1月，吳大年寫出了4萬字左右的《小難民自述》。完稿後，外公楊若給她起筆名為“小岵”。“岵”字的原義是“有草木的山”，源於《詩經 魏風 陟岵》中的“陟彼岵兮，瞻望父兮”一句，寓意是紀念她的父親吳鼎。

　　吳大年寫了這本書的消息，傳到了她所在學校的兩位老師耳朵裏。這兩位老師同時也是記者，因為吳大年所在的“益世補習學校”，是“益世報社”的創辦人雷鳴遠辦的。雷鳴遠本是比利時人，因熱愛中國于1928年加入中國籍，在擔任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的時候創辦了益世報社。1938年，益世報遷到昆明，雷鳴遠辦報之餘，還為淪陷區流亡到昆明的失學少年辦了補習學校，而他報社的許多記者都到那所學校兼職教書。

　　了解到吳大年寫書消息的那兩個記者，一個叫李南江，一個叫方豪。他們看了吳大年的書稿，就熱情地替她聯繫出版。為了增加這本書的“力度”，他們先是請雷鳴遠先生題了字，隨後請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題寫書名，還請冰心先生給全書作序。冰心先生在序中稱讚作者：“小小的十三歲年紀，能夠清晰不紊地追寫她的沿途印象和感受，寫至數萬字之多，無論從哪方面看來，都是難能可貴的。”1940年3月，“小岵女士”所作的《小難民自述》由商務印書館在香港出版。

　　在李南江和方豪的安排下，吳大年見到了冰心和顧頡剛。時至今日，她對那兩次會面依然記憶猶新。

　　在冰心先生家的小院裏，吳大年坐在一棵果樹下的小板凳上，冰心先生和吳文藻先生坐在她的身邊。吳大年記得，那院子被打理得乾淨雅致、草木扶疏。冰心非常和藹，教誨她好好學習外文，多看中外名著，多練習寫作。“冰心先生希望我能因為‘出版’的鼓勵，能多學、多看、多寫，”吳大年回憶道，“她希望我能再繼續寫作五十年。她説，十三歲的時候，不過是個萌芽，是個啟明星；那濃密的樹蔭，璀璨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後的。”

　　如果説冰心擁有的是一種優雅的文人情懷，那顧頡剛的身上就散發著不拘小節的學者風範。吳大年記得，顧頡剛住的房間十分淩亂，書桌上堆滿了書。顧頡剛提出要請大年下館子吃午飯，臨出門前找了半天的襪子。“顧先生勉勵我多學歷史知識，”吳大年説，“後來，我報考了歷史系，多少是受到了那次談話的啟示。在那之後漫長的歲月裏，我越來越能理解先生那些話的深意。”

　　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用在吳大年身上很是恰當。到昆明之後，她不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冰心先生和顧頡剛先生的親身教誨，還在高中畢業時考入了傳奇的西南聯大。作為一名歷史系的學生，她聽到了雷海宗、邵循正、劉崇鋐、鄭天挺、吳晗等著名學者的課；而因為西南聯大“通才教育”的思想，她還上到了沈從文的國文、李賦寧的英語閱讀，王佐良的英語作文，陳岱孫的經濟學，李繼侗的生物學……青春時代的吳大年，在知識殿堂中體驗著嚮往已久的自由與快樂。

　　解放後，《小難民自述》並沒有再版，吳大年家中的兩本書漸漸成為“孤本”。吳大年説深有感觸地説：“歷史雖是‘過去’，但並未‘消失’；真實的歷史是永存的，它永遠警醒著、滋潤著‘現在’和‘未來’。”如今，江蘇人民出版社完成了老人家的心願。

　　35幅寫意畫藝術還原歷史場景

　　與1940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難民自述》相比，江蘇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再版的這本有兩個十分明顯的特點：一是文字由原來的豎排改成了橫排，更為符合今日讀者的閱讀習慣；第二個，就是文字中還加入了35幅寫意畫。

　　這35幅寫意畫，既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又富有藝術表現力，看上去很有豐子愷的畫風。出版社在有了為新版《小難民自述》增入插畫的想法後，就是抱著這樣的要求，去廣為聯繫畫作者的。最終，常年旅居北京的青年畫家呂傑曉的作品贏得了出版方的認可。“我確實被書中的文字打動了，”呂傑曉説，“為了創作這組插畫，我把書稿全部通讀了不下3遍，每個適宜作畫的地方，我都仔細揣摩，還參考了很多相應的民國照片。”

　　書中插畫，每一幅所表現的具體場景，都是書中文字的內容。具有歷史穿透力的文字，配上形象美觀的插畫，圖文並茂，使得讀者更加容易感受到《小難民自述》中的一幕幕場景、一段段心緒。

　　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 歷史學家錢乘旦揭示小書大意義

　　新版《小難民自述》出版過程中，歷史學家錢乘旦做了很多工作，因為本書作者吳大年女士不是別人，就是他的母親。錢乘旦為新版《小難民自述》專門寫了1000多字的“題記”。他説：

　　“中國自1840年以後積貧積弱，飽受欺淩，人民涂炭，國家危亡，在日軍大舉侵犯之下，中國軍隊雖英勇抵抗，卻節節敗退，大片國土淪喪，百姓水深火熱，生命朝夕不保。一個羸弱的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在今天的青年人心中，已經很難體會了。我母親卻生在憂患，小小年紀，經受了數千里逃難的歷劫，沿途飽嘗日軍轟炸、追襲之苦，目睹了中國百姓的死亡與貧窮，幼小的心靈中滋生著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痛恨，又充滿著對國家富強的強烈期待。”

　　“題記”對母親年幼時的逃難經歷與《小難民自述》出版過程作了説明，並撫今追昔，以一名歷史學家的眼光，結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的節點，對今天我們重新出版這本小書的意義作了生動的揭示。他寫道：

　　自《自述》出版至今，已75年過去了，當年那積貧積弱的中國早已不再，一個強大、富裕的中國屹立於世界，中華民族浴火重生，如火鳳凰再現，創造著自己美好的未來。世界變了，我們對歷史的記憶卻不能丟棄，過去的苦難給我們留下的是無窮的警示，激勵我們永遠奮鬥，自強不息。今天的年輕人，如果能從當年那小難民的自述中讀到一個弱小的中國小女孩幼小心靈中的家國願景、她的期待與希望，就能夠稍稍體會到他們的祖輩經歷了什麼，以及這些經歷對今天的中國意味著什麼。今年，2015年，時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小難民自述》的再版，向我們再現了我們曾經有過的過去——它儘管苦難，卻是通向復興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