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作家嚴歌苓、小説《床畔》
主題的一致與連貫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單調，更算不得缺乏探索的狹窄，相反如果一個作家能在一種表達上持續深入地挖掘是非常難得的。不過，敘事方法、書寫結構上的類套路化則暴露出嚴歌苓在風格成熟的基礎上陷入了某種程度的停滯。
◎徐鵬遠
在中國當代作家的序列中，嚴歌苓算是一個獨特的範例：持久的女性故事書寫、幾乎每年一部長篇的高産狀態、爭搶火熱的影視改編，都呈現出一道別樣的文學風景。尤其是其定居海外的女作家身份，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對中國歷史及當下的描繪與思考，更對應男性為主的文壇寫作現狀，獲得了對比和參照意義。
只是一旦特質因其反照性可供利用從而溢美不斷，往往就會有捧殺的危險。盛名之下，批評容易變得囫圇，問題也就被讚譽替代了。
新近出版的小説《床畔》是嚴歌苓構思了二十多年的故事。護士萬紅在野戰醫院與捨己救人而成植物人的英雄張穀雨相遇，當她發現其實張穀雨仍有正常的意識和情緒時，便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精心陪伴與照料。其他人都把英雄當作政治表現的幌子或者經濟來源的搖錢樹，只有萬紅真誠單純地敬仰“谷米哥”。無論床畔的風景隨著歲月如何改變，即使社會已不再崇拜英雄，她都始終如一地做著艄公，擺渡在張穀雨的內心與塵世之間，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終身幸福，她堅信這個英雄總有一天會醒來。她在自己的堅持與信念中也成了英雄，更發覺對於谷米哥的那份感情早已從敬愛、疼愛、憐愛悄悄演變成戀愛。
嚴歌苓自己説這是一部象徵主義的小説，流年似水流過床畔，各種社會的價值觀也似水流過，卻總會有不死的信念還傻傻地倔強存在。這其實是嚴歌苓擅長處理的一貫主題，在她以往的作品中，無論《陸犯焉識》，還是《小姨多鶴》、《一個女人的史詩》、《第九個寡婦》等等，故事雖然各不相同，內核卻都是主角的執著與堅守。在這種執著與堅守之外嚴歌苓還總會刻畫出旁人的寡情和善變以突顯前者的可愛、可感、可貴，同時表現世態人情的滄桑炎涼。
主題的一致與連貫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單調，更算不得缺乏探索的狹窄，相反如果一個作家能在一種表達上持續深入地挖掘是非常難得的。不過，敘事方法、書寫結構上的類套路化則暴露出嚴歌苓在風格成熟的基礎上陷入了某種程度的停滯。
事實上，嚴歌苓早年的部隊創作員經歷與後來好萊塢編劇經驗，本質上都是模式化的寫作，她有意或者無意地將兩者雜糅起來，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書寫習慣：人性打底，人格英雄擔任主角，其他角色服務於“三突出”原則。這樣的故事註定好看，加上嚴歌苓極具天分的文采以及敏感豐富的女性觸覺，更增添了幾分柔軟和細膩。然而這種寫法也會不可避免地産生主觀設定的痕跡、局限于“小”的反覆以及生活化戲劇傾向（無論是嚴歌苓本人的追求，還是閱讀感受，她的作品依然是生活化而非戲劇化的，戲劇傾向與戲劇化有本質區別）。
比如在《床畔》裏，對於萬紅過往的性格和行為方式幾乎沒有進行追溯性描寫，一齣場就直接與張穀雨産生聯繫，並開始了守護，倘若仔細回味就容易産生萬紅似乎是為張穀雨而生的天使的感覺。這種浪漫化效果也是嚴歌苓許多作品許多經典人物都帶有傳奇性色彩的原因，這種傳奇是作者主觀提前設定的，而非情節行進中逐漸具象起來的。
再比如，電影《歸來》反覆煽情的同質化等待與守望情節，固然有改編上的失誤，卻並不與嚴歌苓原著全然無關。嚴歌苓善寫情感，她自己説過無論寫什麼終歸都要回到情感上來，因此儘管她在小説裏融入了敏銳的大時代和人性探討，終究只是擴充或者附加，著手處還要回到愛恨聚散、苦痛憂傷裏打轉，所以細小的反覆比起厚重的鋪陳顯然更加實用，也更加得心應手。
嚴歌苓勤勉的寫作態度、踏實的故事創作、調研體驗式的創作準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其對歷史與現實細微線索、隱藏現象的敏銳和挖掘，尤其對於當下中國文學具有啟示意義。正如劉震雲所言：“嚴歌苓的最大特點是不生活在中國，卻替中國人打撈中國人遺忘的碎片。”只是嚴歌苓的文字並非完美無瑕，也不是中國文學唯一可見的出路和方向，何況嚴歌苓本身從未有過嚴肅文學意義上的野心，她更願意稱自己為“寫稿佬”。過譽或者造神都是一種“別有用心”，絕不是對一個作家真誠的珍惜和重視，更不是批評家解決文學問題的正確方法。新的影視改編正在進行，下一部小説或許不久又會誕生，就把屬於嚴歌苓的還給嚴歌苓吧，中國文學要面對的還得中國文學自己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