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對話梁文道：社會問題需要記住關鍵詞

　　梁文道

　　●44歲，香港文化人、傳媒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活躍于香港的文化界、知識界，是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

　　他曾為兩岸三地多家中文報刊雜誌撰寫專欄，曾做過商業電臺臺長，參加包括工人權益、社區維權、反戰運動等活動，創辦次文化組織牛棚書院。

　　【對話動機】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躍的一員。

　　説到他的新書《關鍵詞》，梁文道感慨于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這和他在書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

　　面對記者，梁文道始終保持著溫和和專注。從他關注的時下最熱的事件和詞語聊起來，聊貧富差距、談文化差異，也説出他眼中的內地與香港。他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他説自己很香港，“不喜歡把情感講出來，那樣會覺得很肉麻”。

　　話語與情緒

　　“我們為什麼那麼壓抑憤怒”

　　新京報：你這次出版的新書《關鍵詞》，和之前的《常識》有些像，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公共話題談自己的觀點，為什麼時隔5年要再寫一本這樣的書？

　　梁文道：這些文章不是只針對熱點事件，而是聚焦討論某些事件的常用語，這些語言不會像事件過去得那麼快，很多語言是認知和解構這個社會的概念系統的節點。我希望通過這些節點看到後面的一張網，看到他們的起源、聯繫、作用。

　　新京報：哪些關鍵詞會讓你的感受很深刻？

　　梁文道：有些關鍵詞是長期困擾我的，比如暴力的、生命傷害的、牽涉到社會某種情緒的，比如説泄憤殺人，這幾年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講法，到最後都習以為常接受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那些幼兒園小學暴力事件都要被遺忘了，但我放不下，這樣的事情最後用這種簡單的講法來解釋。

　　新京報：覺得不可理解？

　　梁文道：我覺得現在人們的情緒有時會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我對這種情緒的變化特別敏感。比如路上坐車時，看到那些人不耐煩；我常常搭飛機，也會敏感於乘客對誤點的憤怒，有時甚至無來由的要找人發泄。我就會想，我們為什麼會這樣，那麼壓抑，那麼憤怒。

　　新京報：但在這種環境裏，你不光是旁觀者，也是當事人。

　　梁文道：對，都是。處在這樣的環境裏，我難免被這樣的情緒包圍，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

　　炫富與仇富

　　對“成功”價值觀的扭曲

　　新京報：你在書中講到了炫富，也提到了最近因賭球被抓的郭美美，現在很多人對這件事的態度是調侃和娛樂。

　　梁文道：調侃有時是一種犬儒心態。在人們看來，郭美美確實在炫富，雖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紅十字會是否有關係，但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就導致公眾的不滿和憤怒，但又無力深究背後的東西，所以只能調侃。

　　新京報：現在除了炫富，還有一種心態是仇富。

　　梁文道：這兩種情緒同時出現很有趣，當炫耀成為一種主題或文化，是不正常的，其實這是一種貧富階層差異的反映，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而仇富情緒也是不正常的，原因是不同階層處在相對不公平，分化嚴重的狀況，而這種分化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去協調和處理。

　　新京報：此前經濟學家茅于軾和歷史學家薛涌曾做過該不該“替富人説話”的討論，如果你身在其中，會是什麼立場？

　　梁文道：我不知道，我無法單純地站在他們兩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場。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能夠讓窮人表達，獲得向上爬的機會，也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讓富人表達為什麼配得上擁有這些財富。

　　新京報：但在炫富的人看來，可能不需要解釋這種原因，炫耀這種結果就足夠了。

　　梁文道：在今天的社會會出現，我只要成功了就什麼都可以了。這種觀念在我看來很危險，是一種非常中空虛無的價值觀。部分中國人今天對於要出名，要發財的那種慾望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

　　新京報：這種價值觀為什麼越來越普遍，像一種成功學被接受呢？

　　梁文道：這很可怕。不是説成功不好，但問題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成功，一個良好的社會對於這一點應該有解釋系統。沒有這套解釋系統，就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