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亞 卡明斯基
(Ilya Kaminsky)
1977年出生於原蘇聯(現烏克蘭)敖德薩市的一個猶太家庭,4歲失去聽力,12-13歲開始發表散文和詩(以俄語寫作)。16歲移民美國。2002年小詩冊《音樂療法》一問世即獲得好評。2004年出版詩集《舞在奧德薩》,羅伯特 品斯基等知名詩人紛紛為其背書。獲得過的榮譽包括美國《詩》刊露絲 李莉詩歌獎金(Ruth Lilly Poetry Fellowship),懷丁作家獎(Whiting Writer's Award),藍南基金會(Lannan Foundation)的文學獎金等。圖為卡明斯基在2013年上海書展。
《舞在敖德薩》
作者:(美)伊利亞 卡明斯基
譯者:明迪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3年8月
似乎我們是在讀一個新的傳奇:1993年,一個移民到美國的16歲的烏克蘭年輕詩人,次年在父親去世後開始學習以英語寫作(“以新的語言哀悼”),十年後便出版了其英文詩集《舞在敖德薩》。隨之而來的是詩界的一片喝彩,多種重要獎項,包括默溫、品斯基、扎加耶夫斯基等在內的一批著名詩人的熱情讚譽。
還使人沒想到的,是中國的譯者和出版社這麼快就發現並“推出”了這顆正在上升的新星,這就是擺在我面前的印製精美的卡明斯基詩歌的中譯本:《舞在敖德薩》。在詩人的故鄉烏克蘭,他還沒有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吧。
他,來自敖德薩
就我自己來説,我首先讀到的,還不是卡明斯基的詩集,而是一位朋友從美國給我帶回的他和美國女詩人瓦倫汀合譯的茨維塔耶娃詩歌的英譯本《黑暗的接骨木樹枝》。我知道他的詩曾被明迪譯成中文,並引起人們注意,沒想到他也從事翻譯,而且翻譯的是茨維塔耶娃!我想,這就對了——這裡面會有一種“天意”!
隨著了解的增多,我更切實、也更欣喜地感到了在這種“敖德薩之舞”中存在的某種“同一精神血液的迴圈”。敖德薩,原蘇聯(現屬烏克蘭)黑海海濱港口城市,我是在翻譯策蘭的長詩《港口》時才第一次知道的。1941年10月,大批猶太人在那裏被屠殺(策蘭的父母也死於烏克蘭境內的集中營),在策蘭這首以追憶、哀悼和復活為主題的詩的最後部分就有這樣動情的詩句:
——那時汲井的鉸鏈,和你一起
嘩嘩在唱,不再是
內陸的合唱隊——
那些燈標船也舞蹈而來了,
從遠方,從敖德薩。
因此,當這樣一位來自敖德薩的年輕詩人而且是猶太后裔的作品和笑容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真是有點驚訝。我不禁想起了某種神秘的“轉世”之説——實際上,從這位詩人的詩和他那些優異的翻譯來看,也很可能(正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樣)正是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策蘭、布羅茨基的傳人!
無論怎樣,他作為一個來自俄羅斯/烏克蘭的猶太詩人的天賦和命運會向他講話的。據譯者明迪介紹,卡明斯基的祖父在史達林時代被鎮壓,祖母曾被送到古拉格勞改營。他本人4歲時因醫生誤診失去聽力,但他仍是受到“保祐”的:他從小就讀巴別爾的小説和布羅茨基的詩(他父親認識很多詩人,包括布羅茨基),12-13歲開始發表散文和詩,出版過小詩冊《被保祐的城市》,被視為神童。原蘇聯解體後排猶浪潮掀起,他隨全家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正是在華盛頓的猶太博物館,他第一次看見了他母親早年在集中營的照片和記錄!
這就是詩人為什麼會把他的《作者的禱告》作為他的《舞在敖德薩》的開篇詩:
如果我為亡者説話,我必須離開
我身體裏的這只野獸,
我必須反覆寫同一首詩,
因為空白紙張是他們投降的白旗……
“向俄羅斯過去的偉大詩歌聲音致敬”
“為亡者説話”——這就是他對自己的要求。這就是為什麼在他的詩集中有大量的描述或獻給已故親人和曼德爾施塔姆、策蘭、茨維塔耶娃、布羅茨基、巴別爾的詩篇。就個人氣質而言,這位笑容燦爛的年輕詩人不同於上述任何一位,但他與他們“相互屬於”。他接受了他們的秘密饋贈,任由他們在黑暗中用“小指頭/畫我的肖像”(《讚美》),不僅如此,他也要重新描畫出他們的形象、他們的聲音。他甚至借用曼德爾施塔姆的嘴説:“昨天尚未出生”(見詩集附錄的《抒情詩人》)。如《約瑟夫 布羅茨基》一詩:
約瑟夫以當私人教師謀生,他什麼都教,從工程到希臘文。他的眼睛睡惺惺的,很小,他的臉被一大片鬍子主導,同尼采的一樣。他語無倫次。你喜歡勃拉姆斯嗎?我聽不見,我説。肖邦呢?我聽不見。莫扎特?巴赫?貝多芬?我聽不清楚,請你重復一遍好嗎?你會在音樂上有造就的,他説。
為了遇見他,我回到1964年的列寧格勒。街道魔鬼般地冷;我們坐在人行道上,他突然開口(一聲幹笑,一支煙)告訴我他的人生閱歷,我們交談時他的話變成冰柱。我在空氣中閱讀它們。
正因為如此,美國詩界在評價卡明斯基時,都首先會稱讚他以“向俄羅斯過去的偉大詩歌聲音的致敬”,為美國詩歌帶來了一份禮物。扎加耶夫斯基也稱卡明斯基“像一名熟練的花園園丁——把俄羅斯新文學傳統嫁接到美國的詩歌與遺忘之樹上。”
不過,我們更要留意到,這位年輕詩人“致敬”或“嫁接”的方式卻很特別——最起碼和布羅茨基的很不同(如布羅茨基的《阿赫瑪托娃百年祭》,一開始就是“書頁和烈焰,麥粒和磨盤,/銳利的斧和斬斷的發”這些尖銳、嚴峻的俄羅斯歷史命運的“對立項”)。在詩集後面的訪談中,卡明斯基坦言他寫詩就是為了“他們”(“是他們坐在我想像的前排”),但是他又補充道:“我並不向過去鞠躬,而是把他們邀請到未來,告訴他們怎樣活在我生活的時代。”他甚至強調説:這樣的對話“絕對不是什麼崇拜,我們常常互相扇耳光!”這就是為什麼他居然可以這樣來寫保羅 策蘭:
年輕時,他在工廠幹活,但人們都説他看上去像古典文學教授,而不像工人。
他是一個俊美的男人,有著修長的身體,走動時有一種優雅和幾何精確的混合。他臉上有笑容的痕跡,仿佛從未有過其他情感觸碰過他的皮膚。甚至在他50歲的時候,19歲的女孩子們還會在火車和電車上對他眨眼,問他要電話號碼。
策蘭死後七年,我看見他穿著舊袍子獨自在臥室裏跳舞,跳一步哼一句。他不介意成為我故事中的人物,以一種他從未學過的語言。那天夜晚,我看見他坐在屋頂上,搜尋金星,背誦布羅茨基的詩句。他問他,他的過去是否真的存在過。
他用英語創造出音樂
這樣的詩篇,新鮮、親切、充滿靈性,這裡不僅有著一種時間空間和詩性上的“奇妙轉換”,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體現了卡明斯基對歷史和文學經典的獨特的別開生面的處理。他何嘗不知道策蘭一生的痛苦,但是,他不想和前輩一樣“以痛苦為職業”。他要做的,借用本雅明在談論卡夫卡時所説的一句話,那就是:“以童話來對付(歷史和)神話中的暴力”;或者説,是使痛苦的亡靈起舞、復活,在一種“新的生命”裏!
我猜想,這和他的氣質有關,和他的“美國化”有關,但這更和他在那些痛苦的天才之後要努力找到自己的聲音有關,和他渴望達到的“瘋狂而美麗的自由”有關。這是他作為新一代詩人的尋找,也是對現有文學慣例的反叛,“什麼是幸福?幾個故事/讓審查員上當”(《伊薩克 巴別爾》);他明知道先知的預言“你會在從雅爾塔到敖德薩的船上死去”(《尾聲》),但他仍要祝福,仍要對死神扮扮鬼臉。他要以“語言的歡樂”來消解歷史的重量。他要他的女主人公從葬禮上歸來後一聲不吭“脫下鞋子,赤腳走在雪地裏”,以保持“悲痛的尊嚴”(《瑪麗娜 茨維塔耶娃》)。甚至,他在他談論他自己的痛苦經歷時也顯得是那樣輕鬆,仿佛在談論小孩子打架:“我並沒有生長在一個宗教家庭裏,直到有人朝我臉上打了一拳説‘骯髒的猶太佬’,我才發現自己是猶太人。”(見詩集後面的訪談)
也許,這一切和他有幸遠距離觀照自己的過去並選擇了用英語寫詩有關。和一直用俄語寫詩的布羅茨基不一樣,他選擇了用英語寫詩,因為“這是一種美麗的自由”。而他成功了!他奇跡般打破了那個用非母語寫不出好詩的咒語。當然,他的英語是簡單的、稚拙的(只要讀過他的英文原文就知道這一點),像是一個有天賦的孩子的“作業”,但卻恰好和他的“童話風格”相稱!他用英語所創造的音樂(這一點在譯文中也許會有所損失)和某種特殊、陌生的美,甚至令英語詩人驚異。記得布羅茨基在談論以英語寫散文時曾如是説“英語語法至少證明是比俄語更好的一條逃離國家火葬場煙囪的路線”。布氏在散文中做到的而未能在詩中嘗試的,他做到了!
當然,他在文學成就上還遠遠不能和他的俄羅斯前輩相比。他能否像他在談論策蘭時所引用的那樣創造出一個“策蘭尼亞”("Celania")的語言國度,現在也不好説。但是,他已經讓某種精靈般的生命在他的詩中起舞了——“舞在敖德薩”!是寫下這些詩篇的詩人在起舞嗎?是,但如果按德里達在談論策蘭時所説的,更是“語言的幽靈”本身(“這正是一種悖論:語言的生命同時也是幽靈的生命”)。是的,是那些不死的語言的幽靈乘著燈標船舞蹈而來,“從遠方,從敖德薩”,找到了一個名叫伊利亞 卡明斯基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