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顛覆”南方

　　朱文穎：在南方，“顛覆”南方

　　長篇新作《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近期推出

　　記者 金瑩

　　“南方的氣息是我生命裏最敏感的氣息之一。”朱文穎説。這個生於上海長于蘇州的“70後”女作家一直生活並沉浸在深深的南方裏。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她的最新長篇小説《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她寫一段歷史縫隙中的南方故事，但南方是皮相，南方也是風骨，在看似流水般柔軟的文字之下，她藏起了自己的隱秘心思。評論家王堯於是説：“《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解構了朱文穎既往的南方，她現在最想做的事大概是想顛覆這個南方。”

　　“是的，一點不錯，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賦予南方以絕然不同的意義。”朱文穎説。而這部新長篇，是她試圖“顛覆”南方的成果，寫些南方的“力量”。至今，朱文穎的寫作已進行十多年。“我現在的年齡，應該是經驗與理解力漸趨成熟與旺盛的時候。走過了青春的沼澤，世界的面目在漸漸清晰起來。理性在生長，感性尚未衰退，而眼界與視野也正在慢慢打開。這應該是一段好時光。”而《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就是在這樣的好時光裏，朱文穎邁出的一個新起點。

　　“不論歷史怎樣龐大、粗暴，怎樣堅硬、雜蕪，那些看似散漫卻又堅韌的、散佈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細節與文化氣脈，總能找到自己的身段與方式。”

　　記者：為何要以“細小”來定義南方？在眾多以大敘事講述大時代的作品中，以“細小”來講述兩個普通家族的命運起伏，是否暗含著一種與“龐大”對抗的姿態？

　　朱文穎：“細小”首先是源於這部小説的敘事方式，它是碎片式與微觀化的，雖然小説涵蓋了上個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頭十年的中國社會生活，但並非一種宏大敘事。它敘述與描繪的是一些發生在“歷史夾縫”裏的人和事，他們是南方化的，有著南方的“精細精緻，嫵媚柔軟，小心翼翼，以柔克剛”。他們是微不足道的，奇怪的，不管不顧的。在革命與暴力的時代裏，他們做著自己的事情，想著自己的心思，在時代的潮流裏硬是擠出自己的一小塊空間；在劇變的商業大潮中，他們有些疲憊與感傷，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所終，他們總是像時代裏的局外人。

　　唯有一些細部與場景是恒久而延續的。不論歷史怎樣龐大、粗暴，怎樣堅硬、雜蕪，那些看似散漫卻又堅韌的、散佈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細節與文化氣脈，總能找到自己的身段與方式。這種“身段”甚至還談不上“對抗”，甚至只是屈身而過，但就像水流的勢能，而這就是南方的力量所在。我並不是一個擅長于宏大敘事的寫作者，當我希望賦予筆下人物以命運感的時候，這種“細小”的方式是我熟悉並且可以把握的，對於我來説，這是天性給予我的感知世界最敏銳真切的部分。

　　記者：無論是雲腿絲穿豆芽，還是河上的夜航船，抑或小説的語言氣質，這部小説都帶有“南方”特徵。在寫作日益趨同的時代中，你是否在自覺地追求這種地域性、差別性？

　　朱文穎：這是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科技與文明的進步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但文學並不能完全用這個來衡量，文學是講究一種“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的，見識多、眼界廣並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它要求一個不可替代的、有時甚至是狹窄幽暗的通道，這個通道通向文學的本質，它需要趨異，而絕不是趨同。

　　“南方氣質”是我骨子裏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在一部書寫家族史的小説裏面，即便虛構與想像的部分也是貼心貼肺的。從這個小説的第一句話開始，這個基調就已經定下來了，只能這樣，沒有第二條路徑。

　　“宏大的歷史註定與‘姨媽’嬌小的命運、與天然的‘細小南方’之間發生著與生俱來的錯位。”

　　記者：為何會想要去講述一個關於“姨媽”的故事？

　　朱文穎：“姨媽”是一座連接內部與外部世界的橋梁。我確實有這樣一位“姨媽”，包括“外公”、“母親”、“我”……但他們幾乎又不是小説裏所呈現出來的那位“姨媽”、“外公”、“母親”、“我”……當然，他們的氣息是相通的，他們彼此熟悉認得，他們的生命體驗指向同樣的方向，給予同樣的嗅覺。我讓他們在小説裏一一齣現，並給予線性延伸的時間。這樣，在寫作的過程中，人物的滄桑感與命運感漸漸出現了，時代的變化如同紙卷一樣打開，我看到了很多節點，人物命運轉折的節點，時代的節點，抗爭以及放棄的節點，無奈的節點……我也看到了慢慢清晰起來的自己。

　　“莉莉姨媽”是聯繫書裏諸多人物、時代、以及不同氛圍的一條紐帶，有私密的世界，有令人捉摸不透的內心，有細小的掙扎和深藏不露的歡愉，有古老和再度重復的命運。她還因緣巧合地生在“反對個人主義”的新時代。宏大的歷史註定與“姨媽”嬌小的命運、與天然的“細小南方”之間發生著與生俱來的錯位。南方的美、幽深莫測、以及無法預知的張力，“莉莉姨媽”的特質帶動了整個小説的進程。她是主角，也是符號。

　　記者：從小説的行文細節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種你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溫柔眷戀。

　　朱文穎：説到中國人的傳統生活，“代表一種記憶和一種古舊生活氛圍的曲藝”，或者類似的東西，我抱有太深太深的感情。這種感情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變得深刻起來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正因為這些古老的事物正在慢慢流失、被人遺忘或拋棄，而愈加觸動我的感受。

　　我的一位朋友有私家園林，還原了中國古代有錢有閒人的生活方式，園子裏就有戲臺，有時會請評彈藝人來表演。一次，一位歐洲的博物館館長來園子裏喝茶聽曲，然後説，他終於找到自己下輩子的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文化的後人，真是希望作為文化的載體———我們生活的城市、街道、那些古老的建築、以及散落其中的種種細部不要再被篡改，多留一些東西給後來者，讓他們還能聞到血液裏的傳統的氣味。記者：通過這種追述式的寫作，你在尋找些什麼？

　　朱文穎：我是一個有十多年寫作經歷的寫作者。我們這代人趕上了黃金時代的尾巴，但娛樂與轉型的端倪已現。危機與焦慮來源於諸多事物：寫作的本身以及時代的變革。所以，至少對於我來説，似乎越來越需要一種確證，確證自己，確證寫作的意義，確證一種嚴肅的寫作態度在這個時代裏存在的必要性。而這種種的確證最終只能通向一個地方，那就是自己來自的那個地方，那個“我”開始的地方。

　　我們經常會談到一種不好的境遇，“迷失了自己”。而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説，沒有比重新找到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了。

　　朱文穎，1970年生於上海，1996年開始小説創作。著有長篇小説《戴女士與藍》《高跟鞋》《水姻緣》，中短篇作品《浮生》《繁華》《重瞳》《花殺》等。曾獲《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