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兩天后的《太陽先驅報》頭版。(因此系列報道,《太陽先驅報》獲得了2006年度的“公共服務獎”)
“公共服務”涉及最多數人的權益,具體事件包羅萬象,但總歸不離權力濫用、種族問題和天災人禍幾大類。在社會文明的進程中,人類最大的敵人始終是自身的弱點,也許我們永遠無法消滅它,但至少可以約束和監管它,站在代表最多數人利益的角度上,媒體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桅桿上的瞭望者”,為避開暗礁險灘而吹響預警的號角。這個崗位是如此重要,如此風光,又如此辛勞,那些艱難險阻不僅埋伏于途中,也潛藏在身邊。
在書中,作者援引了大量細節來還原新聞報道的面世過程,越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作品,經受的考驗越是嚴峻。1927年,《坎頓每日新聞》的主編唐 梅裏特由於批評當地官僚們同犯罪團夥關係密切而被謀殺。連普利策金獎理事會成員也提醒:“種族問題的報道必須十分準確,不能有任何差錯。否則,就有可能引起群體的憤怒、示威、甚至全體暴力行動。”
令新聞業驕傲和欣慰的是,這些公共服務性報道由於其巨大的社會意義而獲得了廣泛的支援和肯定,即使是某些帶有爭議性和顛覆性的問題,也因為媒體報道的真實和客觀而受到人們的歡迎。2002年,《波士頓環球報》的“聚光燈團隊”曝光了他們在兩年時間裏收集到的、當地天主教會神父對兒童性侵犯的材料,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其員工擔心的天主教徒圍攻報社一幕並沒有出現,“是的,人們無比憤怒,但不是針對我們,而是把矛頭指向他們所熱愛的天主教”,其主編馬丁 巴倫認為,這歸功於“我們的報道是無可爭論的,所有的事實都確鑿無疑。”
當然,被揭露一方有另外的看法。因 1974年的“水門事件”而斷送了總統生涯的尼克松,曾經語帶嘲諷地説:“他們不是由於‘支援’而獲得普利策獎,而通常是由於‘反對’才獲得這樣的獎。”但對於因報道“水門事件”而留名新聞史的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 伍德沃德和卡爾 伯恩斯坦來説,那年的普利策金獎差點把他們的作品踢出去,甚至有位評委説“水門事件只不過是大象屁股上的一個小疙瘩”,但僅僅兩個月後,“小疙瘩”就成了大腫瘤,評委們不無慶倖地意識到:“如果頒獎發生在兩個月以前,《華盛頓郵報》沒有得獎,那將是極端尷尬的。”
近100項普利策金獎的背後,是無數喜怒哀樂的故事,類似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一個社會事件的新聞價值幾何,站在不同的角度,將得出不同的答案。從1948年的《聖路易斯郵訊報》報道伊利諾伊州礦難,到1978年《費城問詢者報》揭露當地警察濫用權力,從1969年《洛杉磯時報》曝光洛杉磯市政府兩個委員會的腐敗行為,到2004年《紐約時報》調查美國工人的死亡事故問題,普利策金獎作品涵蓋了美國社會從元首到平民、從華爾街到貧民窟的各個領域。在今天的讀者眼中,這些當年的新聞已經變成故事,而這些“故事”背後的“故事”,唯有在書中才能細細品味了。
(尹潔/文 本文圖片選自《記者與真相——普利策金獎的故事》)
《記者與真相——普利策金獎的故事》[美]羅伊 J 小哈裏斯著 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