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
那個永遠戴著黑色沿兒帽、墨鏡半垮不垮地架在鼻子上的搖滾師，這次穿了個還算正式的細格子襯衣出現在上海，接受採訪的時候，甚至取下了帽子、墨鏡，像個喋喋不休的中年大叔一樣，説興奮了，一把撩起額前那一縷“中年版韓寒”式的劉海，“我不能穿得破破爛爛地來，不然人家一看，‘怪叔叔又來了’。”
地下“搖滾師”
唱片500元一張
搖滾音樂人、當代藝術家、詩人、小説作者……頂著一眾頭銜的左小祖咒，最近多了一個新的身份——老闆。面對樂迷封給他的這個新封號，左小祖咒表示很滿意，並用這個封號做了他帶有自傳性質的新書的書名——《憂傷的老闆》。序言也寫得有些憂傷：我叫左小祖咒，原來叫吳紅巾。我沒讀過幾天書，服過役，混過大街，後來唱了一些歌，搞了點藝術，把自己搞得有點神秘了。請原諒我以莽漢的身子骨闖進公共視野，也請原諒我帶著濃重的外地口音給你講講我這十幾年的一點事兒。
左小祖咒的唱片封面
地下“搖滾師”
從地下小眾搖滾圈活躍到主流大眾視線裏的左小詛咒，1970年出生於江蘇建湖的一個船工家庭，十幾歲的時候聽的是李谷一、關牧村、蔣大為的歌。至今，在他的心中，李谷一的聲音仍然“非常性感”，在他那張《廟會之旅》的專輯中有首《皮條客》，就加入了李谷一《心中的玫瑰》的前奏採樣。熟悉他的人，很熱衷於在他的音樂中找到捉迷藏的樂趣——這東西到底在哪聽過呢？
上世紀80年代，港臺流行音樂風靡一時，羅大佑、張學友、齊秦、譚咏麟開始進入左小的音樂世界。1990年，左小混跡上海街頭，這個時期他接觸到了大量西方音樂，知道了邁克爾 傑克遜、大門樂隊、鮑勃 迪倫、羅傑 沃特斯。三年後，左小來到北京，開始涉足藝術，也認識了許多如今在藝術圈風生水起的人物。李延亮是他《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的吉他手，在國際藝術市場火得一塌糊塗的張洹曾經非常崇拜左小祖咒“這個搞搖滾樂的”，方力鈞、岳敏君、艾未未等一撥兒人也老跟左小混在一起。效倣紐約藝術家群居地“紐約東村”，他們給自己所居住的偏僻的大山莊取名為“北京東村”。
唱片500元一張
在“茅坑很臭的”大雜院居住的這段時期，左小詛咒組建了他的第一支樂隊——NO，錄製了第一首單曲《無解》；里程碑式的事情還發生在1995年，他和張洹、馬六明、呂楠等十人合作搞了那個後來轟動一時也引起風波的行為藝術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1998年，經由香港Soinc Factory唱片公司的阿Dick發掘，左小的第一張唱片《走失的主人》製作發行。2008年發行的《你知道東方在哪一邊》，不僅耗時12年完成，更是以500元一張的天價擲下重磅。
要將自己討厭的一面變成生産力
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大多數人來説，那個老是戴著黑帽子的男人是無法接受的。近年來，隨著一年兩張的出片頻率，在報紙、雜誌、電視、時尚派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被問到是否感覺自己被主流大眾接受了的時候，言論一向大膽出位的左小祖咒保持著他一貫的戲謔，“早在17年前，我就説過，中國搖滾是從我開始的。左小祖咒肯定比崔健牛”，“今天你們在上海商城看到我的頭像，在地鐵裏也看到我的海報，我能人模狗樣地坐在這裡，是因為你們覺得我主流，對我自己來説，我就是一個戲子。”
新書《憂傷的老闆》打著勵志旗號，左小説這是一本給泡不著妞掙不著錢的搖滾青年們，教他們怎麼發家致富的“成功學典範”。這個曾經艱苦的北漂，如今也穿上了幾萬元的西裝，出入一些名流出現的場合。
一個從外地趕來的瘋狂粉絲向偶像述説了自己的困境：就讀名牌大學，學習自己不喜歡的專業，搞樂隊，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面對自己的粉絲，左小露出難得真誠的一面，他説：“把《憂傷的老闆》給你爸看，他看了覺得這個王八蛋都能成功，就一定會對你充滿信心了。以前我爸也特別看不起我，現在他最崇拜的就是我，就像我唱歌跑調一樣，我們要將自己討厭的一面變成最大的生産力，我必須要唱得難聽，這是我的美學。”
知識分子的孩子 喜歡我難聽的歌
將當代藝術玩了個遍的左小祖咒，如今最大的樂趣是發微博，在上海接受記者採訪之前的十幾分鐘，他還一個人縮在觀眾席的最後一排抱著電腦更新微博。“我們小時候沒什麼玩的，後來我長大了，發現微博就是我小時候缺少的一種遊戲，技術含量特別低，你想説點什麼就發兩句，不想説，只要轉轉別人的話就行了。”他的新作《襠著火》，這幅本來打算在美術館展出的作品因為各種原因被擱淺下來，最近卻出現在微博上。左小認為：“我不要再等了，為什麼非要在美術館展覽呢，我就讓它低調地在微博上展出。”《襠著火》在短短幾小時內被無數人閱覽。
左小祖咒唱歌跑調的事兒，早已不是新聞，但這個永遠不在調上的吟唱者，用一種成人世界無法理解的方式俘獲了小孩子的心。顧長衛和蔣雯麗當面給左小説自己的孩子喜歡他的歌，而左小自己三歲半的女兒吳朵曼總是跟爸爸説“我要聽那個天上飛機有多高，地上眼睛有多騷”那個歌，對此，左小有些沾沾自喜地説，“這個是悲劇，我寫歌不是給臭知識分子聽的，但都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喜歡我的歌，而且喜歡的都是我很難聽的歌。” （文圖/駐上海記者 鞏一璇 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