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丘逢甲故居揭幕掛牌儀式。(蕉嶺縣博物館 賴文光 攝)
近代臺灣省籍著名抗日誌士、進步教育家和愛國詩人丘逢甲，又名倉海，字仙根，號蟄仙，又號仲閼，一八六四年出生於臺灣苗栗銅鑼灣，長後移居彰化縣(現臺中縣)。一八九五年抗日護臺事敗後內渡大陸，定居於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一九一二年因病辭世。
丘逢甲短促的一生雖然只有四十九個春秋，但卻身歷了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而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中，正值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歷史大變革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在這場偉大變革中，丘逢甲與時俱進，奮鬥不息，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給自己的生命史劃上了一個圓滿而光輝的句號。今年適逢辛亥百年，謹於此文緬懷丘逢甲先生。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文擬對其主要事跡依歷史發展脈絡做一概括的梳理和粗淺的評析。
一、教育救國 培育英才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貢獻，並不在於他是否曾投身於反清武裝起義刀光劍影的火熱戰場，而首先是他銳意新學，通過其教育救國的艱苦實踐，啟發民智，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識、新觀念而又具有愛國思想的先進青年。這些青年由愛國進而走上革命，成為孫中山先生在嶺南地區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的重要骨幹。
考查丘逢甲的生平志跡，不難發現，“教育救國”始終是貫穿其畢生的思想主流。早年在臺灣，他就十分重視鄉梓教育；乙未反割臺鬥爭失敗內渡大陸後，丘逢甲痛定思痛，愈加積極地投身於“教育救國”活動。戊戌維新前後，他在潮汕地區曾先後受聘擔任潮州韓山書院、潮陽東山書院和澄海景韓書院的主講，努力以維新思想啟發教育青年；百日維新失敗後，丘逢甲仍毫不動搖，堅決主張廢除八股，改革陳腐的教育制度。及至一八九九年秋冬，他毅然辭去書院的教職，克服重重困難，獨立創辦新式學堂，開始了他教育救國的新實踐。在以後的十年時間裏，丘逢甲先後在潮、嘉、穗等地創辦或主持過多所新式學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教育救國”事業。其主要活動有：
1、創辦“嶺東同文學堂”
該學堂創辦于一八九九年秋冬，“初擬在汕頭開辦”，後決定設在郡城潮州。一九0一年春又將校址遷往汕頭，地點在外馬路原汕頭紳商集資興建的“同慶善堂”舊址。(1)丘逢甲自任監督(校長)。這是丘逢甲獨立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同時也是潮汕地區出現的第一所新式學堂，意義重大。
關於創辦該學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中説得很清楚：“國何以強？其民之智強之也；國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烏乎判？視其學之有用無用判之也。”他認為，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正是“以學強其國”，“以有用之學傲我”；而我國卻“乃群然習為無用之學”，“鄙棄西學不屑道，或僅習其皮毛，於是遂馴致貧弱，而幾危亡。”丘逢甲公開申明：“我潮同志深慨中國之弱由於不學也，故思強中國必以興起人才為先；興起人才必以廣開學堂為本，爰忘綿薄，廣呼同類，擬創設嶺東同文學堂。”(2)
關於教學內容，《嶺東同文學堂教程》規定：除一般文史課程外，還開設格致(物理)、化學、生理衛生、算學等西方引進的自然科學。其中尤重算學，因為“算學所用最廣，天文、地理、曆律、兵法、制器、一切測量之法、繪圖之法，莫根于算。”(3)該學堂特別重視外語，尤重日語，因為“西學條目繁，時乎已迫，求其速，不能不先借徑東文”，“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學不能有成。東文則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學習。西人有用之書，東人皆已譯之，能讀東文，即不啻能讀西文也。”(4)此外，還特設“兵式體操課”，練習實彈射擊，以期增強學生的體質和實際本領，準備將來擔當重任。這些課程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是在舊式書院聞所未聞不可能學到的新知識、新技能。
在教學方法上，嶺東同文學堂也與舊式書院完全不同。它因材施教，提倡自學、討論，意在活躍學術氣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規定：“本學堂分班教授。而學生外另設一班，曰講習班，凡未為學生而願與本學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掛號，時到堂中，研究一切。”“所出之題，皆淺而易解者”，“每日課程但隨所看之書有不能盡解者，可相質問。”“諸生遇有各門疑義，準其問于師長。”(5)
其時，中國的科舉舊制尚未廢棄，丘逢甲就能提出並努力實踐如此進步的教育思想，實屬難能可貴。
嶺東同文學堂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汕頭，很快便聞名粵東，有志青年紛紛慕名投考，幾年之間培養出了一批愛國熱血青年。這些青年與舊式書院出來的書獃子截然不同，不僅具有新知識、新技能，而且思想活躍、關心國事、積極投身於愛國運動。不少青年更由愛國進而走上革命道路，“十餘年來，嶺東民氣蓬勃發展，國民軍起，凡光復郡縣，莫不有嶺東人參與其間，皆此校倡導之力。”(6)
2、倡導、鼓勵青年出國留學
丘逢甲不僅積極創辦新學，同時還勉勵有條件的青年學生赴東西洋留學，尤其鼓勵他們留學日本。他説：“各國教育設施迥非吾國所能企及”；“日本，吾國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學術勝爾。欲復仇而不求其學，何濟？”(7)為此，他親自出面做學生親屬的工作，幫助他們解決赴日留學的經費問題。(8)在丘逢甲等人的積極倡導鼓勵下，“當時嶺東留學日本者，達數十人。”(9)重要的是，這些青年到日本後，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紛紛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一九0五年八月，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時，嶺東同文學堂出身的留日學生大多參加了同盟會。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劉維濤等人還被推舉為同盟會的重要幹部，成為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的得力助手。
3、創辦族學和師範學校
一九0四年四月丘逢甲返回家鄉鎮平，將其主要精力轉向興辦師範學校，以解決當時發展新式小學教育亟待解決的師資嚴重缺乏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族學，開啟民智取得了很大成績。
在丘逢甲的奔走操持下，一九0四年秋，鎮平縣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專門培養小學師資的師範學校——“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正式招生開課。與此同時，他又在本鄉(現文福鄉)設立“自強社課”，親自輔導族中青少年學習文化。為此，丘逢甲極盡辛勞，廢寢忘食，常常“雞鳴不寐，不一載而社中子弟在縣科各考中均嶄然露頭角。”(10)
是年冬，丘逢甲又倡用鄉間各宗族的族田收入，分別在鎮平城東的東山和文福鄉員山創辦了兩所族學堂，名“創兆學堂”。利用鄉間族田收入興辦族學，在粵東地區丘逢甲是首創者。用這種辦法辦學，大大減輕了貧苦農家子弟入學的經濟負擔，有助於儘快發展農村新式小學教育，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一種十分高明的辦法。此後粵東各地紛紛傚法，成效顯著。
從一九0五年開始，丘逢甲還遴派宗人子弟前往江西尋鄔、福建上杭、武平、鄰之嘉應、興寧、長樂(今五華)、平遠等地協助辦學。他自己則四處奔波，親往上述各縣勸辦新學。鎮平初級師範傳習所的學生畢業後，被分派到各地，成為辦學的骨幹。由此，嶺東地區辦學風氣大盛，幾年之間新辦學校達近百所之多。近百年來，由於興梅地區文教發達，英才輩出，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貢獻。
4、任職省垣、政教兼預
由於丘逢甲在潮嘉地區興學育才成績卓著、聲名遠播，一九0六年夏，兩廣總督岑春煊禮聘其赴省垣廣州，出任兩廣學務公所議紳兼惠、潮、嘉視學員(11)，旋任廣州府中學堂監督。由此，丘逢甲的“教育救國”活動重心轉向省垣。此後他先後擔任過廣東省教育會會長(12)、廣東省咨議局議員、副議長兼兩廣總督公署議紳、兩廣方言學堂監督等職。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丘逢甲一直都在省垣任職，政教兼預，在粵省社會政治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嶺南地區有相當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進步教育活動家。
丘逢甲在省垣任職之初，科舉舊制剛剛廢除，廣東和全國各地一樣，普遍掀起興辦新學的熱潮，隨之也就出現許多糾紛(即所謂“學案”)，當局常常要徵詢丘逢甲的處理意見。對這類棘手事務，丘逢甲從不推辭，為發展教育事業，他力任艱巨，遇事“剖情析理，持正建言”，即使得罪地方劣紳，也在所不顧。例如，嘉應州丙村三堡學堂監督江秉乾，為與舊紳爭丙市公局及雜捐作為校舍和辦學經費，從一九0五年始至一九0九年，雙方爭執達五年之久，江竟被劣紳誣指為“劫盜”而橫遭迫害。丘逢甲始終都主持公道，為江仗義執言。有人好心勸丘逢甲説：“此案乃保安總局局紳黃某所為，黃為遵憲(即黃遵憲)介弟，故州牧右之，惠潮嘉道亦右之。先生與江非親非故，何必如此？”丘逢甲義正辭嚴道：“然則新學萌芽，任受摧折，亦坐視不救耶？公度(即黃遵憲)讀書破萬卷，交遊遍四海，豈有庇一弟以誤一州者哉！”(13)最後，江秉乾的不白之冤得以洗雪。
除辦理各種“學案”外，丘逢甲對於潮嘉地區的辦學事宜也十分關心。從丘逢甲《丙午日記》中可以看到，嶺東同文學堂函詢中學堂開辦之法，興寧、平遠學界請教興學育才的措施等等，丘逢甲收到函件後，均一一詳細函覆，給予熱情週到的幫助。
丘逢甲對青年學生一向要求十分嚴格。早在他擔任嶺東同文學堂監督時，就“堂規綦嚴，學生作息均按時鳴鐘吹號，不稍逾越。”(14)到省城出任廣府中學堂監督後，更以“整肅嚴明”而著稱，學部徐視學來粵省視察，廣府中學堂被其“評為廣東第一，謂是以兵法管教者。”(15)一年暑假，丘逢甲自省城返鄉，“道經鎮平中學駐宿，聞學生喧囂，即召集嚴切訓誨，校風為之肅然。”(16)丘逢甲管教學生雖嚴，但並非一味採取壓制手段，而是以思想啟發為主。他的學生、老同盟會員李次溫回憶説：“當時鄉先輩教導後進多務壓抑而使就範”，唯丘先生“務提起後進意志，使之自重自奮，樂而向上。”(17)正因如此，丘逢甲在粵省教育界有很高的聲望，其門生弟子日後成才者甚多。
二、同情支援革命 暗護革命黨人
1、思想政治立場的轉變
如前所述，貫穿丘逢甲畢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國”，但就其政治立場而言，一九0九年前後則有明顯變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屬於立憲派。誠如其摯友丘復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於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説：“海內最先倡言立憲，此身亦居其一。”(19)事實亦確實如此。
全面評價清末立憲派並非本文主題，這裡筆者只想指出，立憲派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勢力。同是立憲派，但由於個人經歷和所處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同，對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態度卻有明顯的區別。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黨，曾經得到過朝廷的重用，領受過當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圖報；也不若資産階級上層政治代表、國內立憲派頭面人物張騫等人，與封建勢力有密切聯繫，需要維護自己的政治經濟特權與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內心，唯有朝廷割棄故土臺灣的切膚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儘管其主張“保皇”、贊成“立憲”，但並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國事日非、列強進逼而又報國無門的情況下，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感染而逐步改變其政治立場，轉而同情支援革命。
考查辛亥時期的丘逢甲，情況正是這樣。
一九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帝國主義轉而採取所謂“保全主義”政策，繼續扶植清王朝作為他們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變有形瓜分為無形瓜分。而清王朝則對帝國主義允許它繼續充當走狗而感激涕零，聲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辛醜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清廷業已徹底投靠帝國主義，成為貨真價實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
對於清王朝的認賊作父、昏聵無恥，丘逢甲極為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瑤》這首長詩中，他以辛辣的筆觸對清廷進行無情的鞭撻和諷刺：“四千年中中國史，咄咄怪事寧有此！”、“伺人怒喜為怒喜，不知國仇況國恥。素衣豆粥哀痛詔，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來，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敗透頂，人心喪盡。在另一首長詩《汕頭海關歌》中，丘逢甲則歷數了汕頭海關大權旁落、洋貨充斥中國市場、民族工商業備受摧殘以及帝國主義掠賣華工等種種慘狀，憤怒譴責了清王朝喪權辱國、腐敗無能的醜行。
面對列強的進逼、朝政日趨昏濁的現實，丘逢甲開始認識到僅憑少數志士仁人的奮鬥已無補時艱。在這一時期的許多詩作如《晨起所見》、《汕頭海關歌》、《東山感春詩》中，都表達了他喚醒民眾、團結禦侮的可貴見解，説明丘逢甲的反帝愛國思想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發展和可喜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進化論思想較前有了新的表露：“競爭世界論天演，此去閩中大有人。喚起群龍聽梵唱，諸天同轉法王輪。”(《重送王曉滄次前韻》)這種認識使他激發起天道輪迴、世道變遷的思想火花，從內心深處萌生出嚮往自由、民主的新社會的思想幼芽(見《次韻答維卿師》、《送謝四東歸》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寫的一篇銘文中，丘逢甲嚮往自由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芽蘗則表露得格外明顯：“……嗟乎！自秦漢專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謂官者，以無限之權偃然民上，于士無所謂禮也，於民無所謂教也，束縛之而已；既愚其民，復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氣為事。為士者亦務相竟為俗學以自愚，不復知有聖賢之義，臨小小利害，輒動色相戒，雖君父之難，或棄不顧，不以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為者，且群誹而眾咻之，必敗其成而後已。士愚如此，何論乎民，其惑邪説而日為無理之爭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謂文明先進國者，乃今鄙為半開之國。賢者處此，上屈于專制之政，下撓于半開之俗，夫何能為？然卒不以自餒而自沮者，何也？義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動也……。”(20)
上述情況表明，庚辛之後，儘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國方案仍然是“興學育才、啟發民智”，但從思想深處的變化趨向來看，他與康梁保皇派已有相當距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變化日益明顯，一九0三年以後，丘逢甲漸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現。例如，一九0三年嶺東同文學堂學生響應上海愛國學社鼓吹革命風潮，革命文字見諸國文課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為之辯護説：“此天賦人民思想、言論之自由權。”(21)
丘逢甲一向關心國事，注意研讀報章，同社會各界人士接觸廣泛，特別是到省垣任職後，置身於廣州這樣一個當時中國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因而對社會思潮的更替和人心向背的變化以及對清廷腐敗政治的現實，較之在潮嘉地區辦學時期有了更深切的體察和認識。無疑，這加速了他思想政治立場的轉變。一九0六年冬末，丘逢甲曾對人説：“至保皇之説，非不穩健，但時機已過，人心已去清室，康有為等無能為矣！”並斷言：“清室不出十載必亡，但非革命軍攻陷北京，而為各省獨立使之自倒。”(22)這表明，此時的丘逢甲已把他的政治目光投向了新興的政治力量，對康梁的維新保皇事業已頗表懷疑。
庚辛之後，廣東城鄉中不滿現狀的愛國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紛紛奔赴省城或到國外求學，如饑似渴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愈來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投身於反清革命。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格與才華，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態度，故而到廣州後紛紛拜見丘逢甲，並得到他的呵護與提攜。據《丙午日記》記載，僅一九0六年十月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他會見青年學生或與留日學生書信往來就不下七、八起之多。
一九0六年以後，隨著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斷高漲，丘逢甲與革命黨人的接觸愈加頻繁密切。據其子丘琮説：“保皇黨人與同盟會幹部和我父親都有往來，不過，戊戌前後和保皇黨人接觸較多，而戊申前後則與同盟會發生深切關係了。”(23)資料顯示，當時與丘逢甲“深相結納”的著名革命黨人至少有鄒魯、姚雨平、謝逸橋、謝良牧、朱執信、陳炯明、林修明、李次溫、黃慕松、鄧鏗、林雲陔、溫翀遠、林震、古應芬、高劍父、高奇峰、趙聲、饒景華、葉楚傖、梁千仞等數十人。其中不少人更與丘逢甲有“師生之誼”。丘逢甲甚至把自己的次女丘琰許配給林震，另一女許配給饒景華之子。
如此眾多的革命青年與丘逢甲保持經常的、密切的來往，他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熱情時時給丘逢甲以無形的啟迪與感染；從他們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時代的曙光。大約在一九0九年前後，丘逢甲的基本政治立場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由一個支援改良的維新立憲派，轉變成為支援、贊助革命的民主革命派的朋友。一九0九年秋，丘逢甲在一首《秋懷》詩中這樣寫道：“滿目洪荒治已遲，誰教天展九年期？玄黃大化無今古，風雨神山有合離，四海畢消蛟蜃氣，九天同拜虎龍姿。書生自作華胥夢，千載何妨此一時。”(24)這首詩的政治意向很清楚：在丘逢甲看來，革命洪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清廷氣數已盡，不可救藥，無論它如何變換花招，也無法挽回其滅頂之災，一個嶄新的政權必將出現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他要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自己多年來“復土雪恥”的夢想。
2、掩護、支援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場的轉變不僅表現在思想言論上，更體現在行動上。在廣州任職期間，他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與粵省地方上層的特殊關係，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黨人，掩護、支援甚至配合他們的革命活動，並在他們遭遇危難的時刻，不顧個人安危，盡力營救、保護了一大批革命黨人。例如：
一九0七年五月黃岡起義失敗後，粵省當局企圖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實行嚴厲鎮壓。丘逢甲聞訊，急忙從中斡旋，以“防止株連、避免事態擴展”為由，極力對當局加以勸阻，致使一批革命黨人得以脫逃，倖免于難。(25)
一九0八年，梅縣鬆口發生進步學潮，兩廣總督張人駿企圖藉機鎮壓鬆口革命黨人，並奏請停辦全梅學校。丘逢甲獲悉，親往張的住所，説明鬆口是有名的華僑之鄉，若採取嚴厲措施，影響華僑利益，勢必釀成不良後果，務請其三思而後行。張人駿聽從了丘逢甲的勸告，防止了事態的蔓延，使鬆口革命黨人得到保護。
一九0九年，嘉應州牧鄒某拘捕了一批進步學紳，丘逢甲又“致過家門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設法營救”。(26)
一九0九秋冬，兩廣方言學堂新任監督隗文雲，無理將一名深受學生愛戴的進步教員孟聰解聘，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進步學潮，停課長達三個多月，釀成僵局。該校五00名學生整隊集合，前往總督衙門請願，一致擁戴丘逢甲繼任該校監督。迫於壓力，兼任兩廣總督的廣州將軍曾祺不得不將隗文雲撤職，並接受學生的要求，改派丘逢甲繼任。事後當局開會討論善後處理辦法，有人主張各班班長及請願代表革除或記過，“以儆效尤”。丘逢甲據理力爭，説：“學生應懲處，則監督不應撤職；監督既撤職，則學生不應懲處！”結果沒有一個進步學生受到處分。(27)
一九0九年十月丘逢甲當選咨議局副議長後，立即延攬革命黨人古應芬擔任咨議局書記長、鄒魯為書記。爾後，又聘請鄒魯為方言學堂教員；不久，革命黨人朱執信因涉嫌革命被廣州法政學堂解聘，“因為丘先生喜歡革命黨人”，鄒魯又向丘逢甲推薦，把朱執信聘請到方言學堂任教。(28)於是，朱、鄒二人利用在方言學堂任教的便利條件，向青年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秘密發展同盟會組織。(29)與此同時，鄒魯、古應芬和隱藏在咨議局的議員陳炯明，則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從事秘密革命活動。這樣，廣東咨議局和兩廣方言學堂，事實上就成了當時廣東革命黨人秘密活動的兩個重要據點。而假如沒有丘逢甲的從中掩護，乃是不可想像之事。
一九一0年二月，陳炯明、鄒魯秘密參與了由趙聲、倪映典組織發動的廣州新軍起義，被廣東巡警道王秉恩查獲。王某攜帶名單到咨議局企圖拘捕陳、鄒二人。丘逢甲正色曰：“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是革命黨，那麼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二人的話，請先從我捉起！”(30)在丘逢甲的庇護下，陳、鄒二人才安然無恙，未遭當局拘捕。
在咨議局內部，陳炯明、鄒魯等人還在丘逢甲的支援和配合下與封建反動勢力進行合法鬥爭，興利除弊、揭露清王朝的腐敗政治，起到了團結、教育民眾，激發民主意識和促進民主革命潮流前進的積極作用。其中較為典型的事例，是“禁賭”和“振興女子小學”兩案的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