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風雨路：紀念中美關係正常化40週年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是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它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今天，當我們站在中國新時代的起點，回顧中美關係正常化四十年走過的那段風雨兼程的歷史時，不得不由衷地欽佩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打破堅冰、跨越鴻溝，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展現出的高瞻遠矚的政治決斷和排除萬難的果敢勇氣。
一、中美“堅冰”非一日之寒
1949年至196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年間，中美關係是以敵視與對抗為主色調的。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特徵是：政治上遏制、軍事上圍剿、外交上孤立、經濟上封鎖。中國政府的政策則是針鋒相對：“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毛澤東語）其間，中美兩國甚至還直接兵戎相見，在朝鮮打了長達三年之久的熱戰。對於這一段中美關係的歷史，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作了這樣的概括：“二十年來，我們兩國隔著一條敵視和猜疑的鴻溝彼此冷眼相看”。
但堅冰之下仍然不乏涓涓細流。早在1949年春，當美國眼見它所支援的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曾一度試探與新中國打交道的可能性。當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之後，其他各國使節隨同國民黨政府遷至廣州，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未立即走掉，而是滯留南京，尋求與中共接觸的機會。
當時，中共方面作出的反應也是積極的。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致電淮海戰役總前委及華東野戰軍負責人，表示：如果美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隨後，中共中央派黃華向司徒雷登轉達中共歡迎他去北平會晤的意見。但美國一方面想通過同中共接觸，保持其在中國大陸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願立即與蔣介石政權一刀兩斷，終於與新中國失之交臂。這件事雖未成功，卻也表明，中美從一開始就曾尋求過建立正常關係的途徑。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後，中國進入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時期，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和平環境，為此中國再一次表現出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真誠願望。1955年4月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公開表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專區的緊張局勢問題。由此開啟了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的進程。
縱觀1949年至1969年的中美關係，兩國陷入長期紛爭，美國軍事介入並干涉中國內部統一事務，破壞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美兩國圍繞著臺灣問題所展開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新中國從蔣介石集團逃到臺灣之日起，中國政府就提出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任務，並一再指出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而美國政府則武力插手臺灣問題，把臺灣視為其部署在遠東的用以遏制中蘇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並炮製所謂“臺灣地位未定”、“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分離中國。臺灣問題遂構成了中美之間難以改善關係的巨大阻力。
二、“解凍”的契機
歷史進入1969年，中美“堅冰”開始顯露出融動的跡象。當時國際局勢發生三大變動，促使中美兩國領導人著手解凍中美關係的歷史契機出現了：原來的“鐵板一塊”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鬆動，中蘇衝突明顯加劇，直至1969年3月在中蘇邊境珍寶島爆發武裝流血事件，中蘇關係全面惡化；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曠日持久的越戰激化了美國國內的矛盾，遍及全美的反戰運動如火如荼，美國與蘇聯爭霸的實力嚴重削弱，開始處於劣勢，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從而對世界和平構成極大威脅；與此同時，日本西歐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再加之第三世界的興起，世界開始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使二戰以來美蘇主宰國際事務的地位發生動搖。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 尼克松就任美國第37屆總統。2月1日，尼克松給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寫了一份備忘錄，主張“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一切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此後，美國開始著手研究新的對華政策。
1969年8月8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在澳大利亞堪培拉發表一篇明確表示美國願意同中國改善關係的重要講話，8月14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討論對華政策。尼克松提出一個驚人的見解，他認為，蘇聯是更具侵略的一方，如果聽任中國在一場中蘇戰爭中被擊垮，那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國在密切關注美國每一個微妙變化的同時，也在考慮調整對美政策。對於尼克松，毛澤東早就開始注意了。1967年，尼克松準備競選總統時曾發表一篇文章，叫做《越戰之後的亞洲》，其中寫道：“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毛澤東看過這篇文章後認為，如果尼克松上臺，美國有可能要改變對華政策。為此中國開始進行相應準備。1968年11月25日，就在尼克松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後的不到三周，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致函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建議雙方于1969年2月20日恢復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這是中方對美謀求和解所採取的第一次主動行動。接著，對於尼克松的就職演説，毛澤東不僅親自過目，並且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走投無路的自供狀——評尼克松的“就職演説”和蘇修叛徒集團的無恥捧場》上批示：“照發。尼克松的演説也應見報”。尼克松這篇演説中向中國發出的資訊，通過《人民日報》開始向更大的範圍傳播。
三、四位老帥的“隆中對”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戰爭爆發，更加快了中美相互接近的步伐。1969年4月黨的九大之後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要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開務虛會”，共同研究國際形勢，提出看法和建議。這一行動表明，中國領導人正在進一步思考如何打開戰略僵局這一重大問題。周恩來對四位老帥説，主席交給你們的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
6月7日下午，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成武殿開會。陳老總講了開場白後，四位老帥一個接一個發言。這年葉帥72歲，聶帥70歲，陳老總和徐帥都是68歲。從6月7日到7月10日共進行了六次討論，並寫出了題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面報告送周恩來。在此報告中，四位老帥全面分析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指出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明確提出“蘇修擴張是擠美帝的地盤”，“它們的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從而勾畫出剛剛形成並延續10餘年的國際戰略格局，為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依據。
從7月29日到9月16日，四位老帥對相繼發生的重大新情況又進行了10次討論，寫出了題為《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的報告報送總理。此報告指出：“國際階級鬥爭錯綜複雜，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目前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蘇修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報告分析，“蘇修雖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且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對華作戰是有關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蘇修感到並無把握”。“蘇修對侵華戰爭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美帝“絕不願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人力超過美帝的大帝國”。
在這個報告定稿後，陳老總又提出了他對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他説，中美華沙會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我估計美國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第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是説我們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臺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還可以商談其他帶戰略性的問題，這不是大使級會談所能做到的。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裏談，以利保密。四位老帥給中央的報告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重視。
四、中美華沙初試啼聲
1969年9月9日，尼克松在白宮會見即將返回華沙的美國駐波大使斯托塞爾，要求他秘密接觸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官員，以便建立聯繫儘快恢復華沙會談。12月3日，在華沙文化宮舉行的時裝展覽會上斯塞托爾與中國駐波臨時代辦雷陽不期而遇。斯數次想接近雷，雷一再藉故回避。斯後來急了，追著對雷説：“美國大使有重要資訊要向貴大使轉達”。後來，雷陽得到國內的指示，即于12月11日，邀請斯到中國大使館正式會晤。這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兩年後，雙方代表的首次接觸。雙方確定正式恢復兩國間大使級會談。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6日，雙方先後舉行了第135次和第136次會談。在這兩次會談中，美國大使表示：美國政府願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對中蘇分歧，它無意站在哪一方，無意參加反對中國的聯盟，也不支援勃列日涅夫主義。對“美臺關係”，美有協助保衛臺澎的義務，但並不妨礙海峽兩岸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的辦法。隨著亞洲和平和穩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目前在臺灣的軍事設施。美國不僅願意討論臺灣問題，而且願意討論中美之間的全部雙邊問題。並願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政府還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談，也願意在華盛頓接待中國代表。
中國代辦在發言中表示，只有嚴格遵守五項原則，才能實現和平共處。重申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容外人侵佔，因此必須商定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美關係，並推動其他問題的解決。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干預，更絕對不能允許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為解決這個主要矛盾，需要“進行更為徹底的探索”。中方提出如果美方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商討，中國政府願予接待。
雷陽和斯托塞爾的兩次會談使中美關係取得兩點重要進展。一是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政府首次提到，不妨礙兩岸的中國人自己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的辦法；中國政府也表示了相應的靈活態度，不再堅持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一概不談的“所有”解決方案。二是兩國代表第一次面對面地表明瞭願意改善關係的願望，並且都希望實現更高級別的會談，直至美國特使訪問北京。
五、中美外交的“倒春寒”
正當中美關係準備迎來春暖花開的時候，沒有想到卻遭遇到一場“倒春寒”。1970年3月印度支那局勢再趨緊張。美國在金邊策動朗諾—施裏瑪達集團顛覆西哈努克親王政權。5月美國又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恢復轟炸越南北方，擴大印度支那侵略戰爭。中國即宣告中斷華沙會談。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嚴正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剛剛起步的中美接觸似乎又走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境地。然而，對於有遠見的政治家而言，越是在複雜的情況下，越是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中國方面雖然激烈反對美國入侵柬埔寨，擴大印支戰爭，但在中美關係問題上，仍然留有餘地，以待日後逐漸恢復兩國的相互接近。這也正是毛澤東、周恩來外交的高明之處。
六、撥正航向重新出發
1970年6月美國決定從柬埔寨撤軍。10月1日。中國再次向美國發出一個和談信號。毛澤東邀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典禮。12月18日，毛澤東又對斯諾表示“如果尼克松到北京來，我願意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
10月初，尼克松也借《時代》週刊表示了訪華的願望：“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要做，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尼克松的這一設想在1970年10月底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管道開始實施。
1971年3、4月間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給正待突破的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意外的機會。毛澤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策和周恩來細心週到的接待，引起了外交旋風，“小球轉動了大球”。美國方面迅即做出反應，就在4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當天，宣佈了進一步緩和中美關係的五點政策措施。4月21日，中國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國發出一個重要口信，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這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行動。隨後，美方通過巴基斯坦渠道于4月29日、5月17日和22日，連續向中國發出三次口信，同意派基辛格同周恩來或中方高級官員舉行秘密預備會議。中美關係開始走上一個新的節點。
七、“波羅”行動和尼克松訪華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以代號為“波羅”的秘密行動方式，開始其訪華行程。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26日召開會議。一個新的對美政策正式、全面地確立起來。中央政治局認為，在中美關係以及與相關的臺灣問題等，中國應掌握和堅持以下原則：1、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的臺灣省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這一條如不能事先有原則的商定，尼克松的訪問就有可能推遲。2、臺灣是中國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涉。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臺灣的活動。3、我力爭和平解放臺灣，對臺工作要認真進行。4、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活動。如美國欲與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5、如因前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便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6、我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如美方提到聯合國問題，我可明確告以我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7、我不主動提中美貿易問題，如美方提到此事，在美國從臺灣撤走的原則確定後，可進行商談。8、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
與以前的政策相比，這八條原則除重申以往在這些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外，引人注目的變化有三點：一是在要求美國從臺灣撤軍的同時，不再堅持把美國同臺灣“斷交”當作兩國政府之間正常交往的先決條件。二是在繼續強調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的同時，亦強調力爭和平解放臺灣問題，認真加強對臺工作。三是初步提出在雙方首都設立聯絡機構的設想。這是一個富有建設性意義的重大政策變化。
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六次、11個小時的會談。為了取得滿意的成果，周恩來事先進行了精心的準備。除多次召開會議，分析形勢和了解美國情況外，還對尼克松、基辛格本人的政治見解、個人經歷、生活習慣、興趣愛好等都有了詳細研究。
在會談中，周恩來向基辛格表示，中美雙方對一系列國際問題有不同看法，但這並不妨礙兩國尋求平等友好相處的途徑。談到臺灣問題，周恩來向基辛格提出要想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那就是美國必須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必須確定撤走駐臺美軍的期限，並廢除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周恩來的這番話既堅持了原則，又充分考慮到美國、方的難處，沒有堅持要美國立即斷絕同臺灣的“外交關係”。
這次會談總體上是順利的。用基辛格的話來説，“我們各自陳述了對世界事務的觀點，態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內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偉人的面前才會經歷得到。”
7月15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如下公告：“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公告的發表震動了全世界的政界和輿論界。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度訪問北京，此行是具體安排尼克松訪華事宜，並商談尼克松訪華公報問題的。基提出尼克松訪華日期為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周恩來選擇了前者。
來華前基辛格班子起草了一個公報初稿，並經尼克松批准。但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就明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方案我們不能接受”。“你們也承認中美雙方存在巨大分歧，如果我們用外交言語掩蓋分歧，用公報來偽裝一致，今後怎麼解決問題？”
臺灣問題仍是會談的主要障礙，雙方談判異常艱苦，最後，基辛格對周恩來説：“我決定換一種方式表達美國的觀點——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公報中的臺灣問題措詞就這樣解決了，中美達成了令人滿意的協議。
1971年10月正當基辛格結束第二次訪華時，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的決議。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當天下午，毛澤東會見了他，和他一起“吹哲學”。尼克松很清楚，要同中國改善關係，無論如何都繞不開臺灣問題。因此，他在周恩來會談一開始就首先表明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正式重申了他處理這一問題的五項原則：1、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不再説臺灣地位未定；2、不支援任何臺灣獨立運動；3、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勸阻日本進入臺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援臺灣獨立運動；4、支援任何關於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不支援臺灣當局用任何軍事方法回到大陸的企圖；5、尋求中美關係正常化，決定在四年內逐步從臺灣撤走軍事人員和設施。他強調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難，還不能馬上丟掉臺灣，希望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
2月28日，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美國在公報中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做出最終從臺灣撤軍的承諾，表示將努力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
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發表是中美關係史上重要的一頁。尼克松説：“這是改變世界的一週”。為日後中美關係進一步改善和發展打下基礎。
八、停滯與曲折
1974年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停滯與曲折的一年。中國國內掀起“批林批孔”運動，中國外交工作受到巨大衝擊和破壞。周恩來的病情也在不斷惡化。美國國內政局也發生重大變動，8月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辭去總統職務，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
福特就任總統之後，曾表示要繼續執行尼克松的對華政策，在任期內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1974年11月，福特派國務卿基辛格來華訪問。當時周恩來因病住院，由鄧小平同基辛格會談。基辛格向鄧小平解釋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難處：一是美臺間有《共同防禦條約》；二是美國內親臺勢力影響很大。並提出兩條建議：一、美國願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但要在臺灣設立聯絡處；二、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臺灣的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不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禦關係”。十分顯然，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出現明顯倒退。
對此，鄧小平明確表示，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倒聯絡處”方案，中國不能接受。中國堅持：中美關係正常化要以“三個條件”為前提，即美國必須同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廢除同臺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和從臺灣撤出一切軍事力量。在美國“斷交”、撤軍、廢約之後，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這是中國的內政。用何種方式解決這一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1975年12月福特訪華，向中國領導人表示，由於美國國內形勢的需要，中美邦交正常化要推遲到1976年大選以後，也就是他第二次當選總統以後。很遺憾，福特的這一設想由於他競選失利而被耽擱。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政局在1976年也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月，周恩來逝世。4月，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9月，毛澤東逝世。此後不久“四人幫”垮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國內政局問題。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未能如期實現。
九、小平決斷，中美關係“柳暗花明”
1977年，中美國內政局再都出現重大轉機。這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重要職務。鄧小平的再度復出，成為中國內政外交發生重要轉變的基礎。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國總統。2月8日，他在白宮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時表示，“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將以上海公報為指導，我們的政策目標是中美關係正常化。”
然而，卡特政府執政初期，並未把中美關係正常化放在十分優先的位置，而是忙於同蘇聯進行限制戰略性武器會談，追求美蘇緩和。對蘇談判幾經碰壁後，才重新回過頭處理中美關係。
1977年8月22日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執行“探索性使命”。當晚，萬斯即與黃華外長作了非正式交談，次日舉行正式會談。在正式會談中，萬斯表示：“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基礎，既不會損害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前景，又可使非正式接觸繼續下去，則總統準備使美中關係正常化。”萬斯帶來的美國方案，集中起來就是要中國保證不用武力解放臺灣，把臺灣與美國之間的“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處，而讓中美之間的聯絡處升格為正式外交使團。這個方案被稱為“倒聯絡處方案”。並要求中國公開承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而不能採取別的方式。
8月24日下午，復出剛剛一個多月的鄧小平會見了萬斯，他向客人全面闡述了中國的政策。他首先就國際局勢和美蘇關係批評美國的妥協政策，接著談到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他指出：我們多次説過，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有三個條件：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解決。老實説，按日本方式解決，這本身就是一個讓步。我們也多次説過，中國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們美國人還需要臺灣的話，我們也可以等一等。現在是要美國下決心。你們這個方案，第一，是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第二，你們提出不掛牌子的大使館，實際上是“倒聯絡處”的翻版。我們對這個方案是不能同意的。我曾講過，事情要幹乾脆脆解決，何必拖泥帶水！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
萬斯訪華雖然一無所獲，但鄧小平的談話，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對卡特總統産生積極影響。
1978年5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加快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與萬斯不同，布熱津斯基強調中美戰略關係。第二天，當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他時，布熱津斯基向鄧小平表示説：“關起門來，只限在座的諸位聽，我可以告訴你們，總統本人準備盡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為地拖延下去”；“因此總統準備在國內負起政治責任來解決我們雙方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不是你們的問題。在雙方關係中我們所依據的仍然是上海公報，仍然遵循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臺灣問題如何解決，那是你們的事情。”但是他強調：“在‘斷交’之後，我們對臺灣安全的承諾將繼續。”關於三個原則，他鄭重地説：“我奉命向你確認，美國將接受中國的三個基本條件”；“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了。”
鄧小平也做出積極反應。他強調，我們歷來闡明的就是三項條件，即“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條件都涉及臺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到主權問題。關係正常化問題是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你們要表示你們的願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臺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還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國際問題，我們有許多合作的餘地。鄧小平還意味深長表示，在貿易問題上，對待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和沒有正常化的國家，我們的政策還是有區別的。
布熱津斯基的訪問取得了成效。雙方約定從7月起在北京開始秘密談判，代表分別是黃華和伍德科克。同時在華盛頓雙方保持接觸，不斷會晤，就戰略問題和雙邊關係的技術細節交換意見。
十、六次談判，波折不斷
按照中美雙方的商定，建交談判從1978年7月5日正式啟動，一直到12月4日，雙方一共進行了六輪談判。談判的焦點是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及美方要求中國承諾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7月5日，第一次建交秘密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是外交部部長黃華，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及其參贊。伍向黃華遞交了進行中美建交談判的議程：1、正常化之後美國在臺灣存在的發生；2、正常化時美方的聲明；3、正常化之後美臺間的商務關係；4、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格式。他還建議每兩周談一次，一次只談一個問題，達成協定後再進入下一個問題。黃華則重申了中國同意建交的原則立場。
7月14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針對前次美方提出的四項議程，黃華指出：美方應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和建交聯合公報作出響應，提出具體意見。這兩次會談完全是前哨戰，中美雙方相互摸底，並沒有實質性內容。
此後直到9月，中美建交談判又連續舉行了4輪會談，但在臺灣問題上的分歧過大，沒有取得成果。會談一度陷入僵局。
9月19日，卡特在白宮首次會見了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卡特説，1978年將是中美兩國關係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對會談是認真的。現在，接近於完成談判的時刻已經到來，美國願意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3條件，希望中方也照顧到美方的政治需要。他説，美方需要照顧的有兩條，一條是繼續向臺灣出售防禦性的武器，第二是美方要表示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但是他理解中國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關切。卡特説，華盛頓將會避免向臺出售“進攻性武器”。柴澤民指出，對卡特總統的這個表述，中方有異議。卡特再次表明，希望中國領導人注意到他的講話。最後，柴澤民向卡特表示，將把美國總統的談話內容馬上報告國內。事後柴澤民回憶：“在我經歷的中美建交談判歷程中，與卡特的這次會談，是最重要的一次。美方向中國領導人交了底，雙方由此加快了建交談判的進程。”
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期間，他在10月25日會見日本記者時有意把話題引向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他説：中美雙方正在談這個問題，這恐怕是大勢所趨。中美關係從1972年發表中美聯合公報以來，有了不斷的發展，現在還在發展，但是還沒有正常化，障礙就是臺灣問題，這方面我們要等候美國的考慮。
鄧小平的談話很快有了回音。10月30日，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會見柴澤民大使，強調卡特總統希望加速正常化談判進程。他説：現在實現正常化“是一個特殊的時機”，今後兩個月是中美建交談判的最好時機。中美雙方要迅速地就正常化問題作出決策，美方希望明年的國會一開始先辯論中美關係問題，否則美蘇核條約或其他問題將列入議程，中美關係會被推遲到1979年秋之後，時機不當，會出現困難。
柴澤民認為，這個資訊的確是重要的，迅即向北京作了彙報。
11月2日，在北京舉行第五次中美建交會談時，美方提出了聯合公報草案，共16條，基本打出美方底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並相互建立外交關係；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非官方關係；美國行政部門將為調整與臺灣的關係向立法部門提出特別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別國無權干涉，中國統一問題是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的事情，中方還應表示，統一問題將和平地實現；美方將表示，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場不提出異議，重申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
當天，剛剛從日本訪問回來的鄧小平審閱了美方的草案和柴澤民發回的與美方的會談記錄，當即作出加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他在11月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看了布熱津斯基同柴澤民的談話，和外交部報來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會談的請示，看來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當然不一定趕在美蘇限制戰略武器第二階段協議之前。他特別強調：同美國關係正常化要加快，從經濟意義講也要加快。原則當然不放棄。可以按美方提的問題談。談的時候不要把門關死。要爭取早日正常化，這樣比較有利。
十一、鄧小平一錘定音，開啟新頁
這時的北京正有一個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會議在等待他。這就是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重要的會議恰好與中美建交談判最後進程相重疊。儘管外交事務不是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但由於中美建交談判正在此時進入了最後和最關鍵的時刻，國際關係亦處於激烈的動蕩之中，參加這兩個會議的中央領導人在會議進程中專門討論了中美建交問題。而鄧小平本人，則在會議進程中抽出相當大的精力處理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
11月27日，鄧小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強調：最重要的是不要錯過時機。並對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作了重要指示。他還批准了外交部關於第六次談判的建議。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中央工作會議上，召集部分省委第一書記和部分大軍區司令員開會，主要由鄧小平向他們通報常委會議正在考慮的問題，其中第一條就與中美建交談判有關。鄧小平明確地告訴與會者説：“我們想同美國在明年1月1日達成建交協議，等（這次會議）公報出來再同他們談，不然他們就要翹尾巴。”這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明中美建交談判的進程。
12月4日，中美兩國代表舉行第六次建交會談，美方對中方關切的幾個問題表明瞭立場：
一、公報發表後，美國將終止美蔣條約，撤銷對臺灣的承認，關閉美駐臺使館，同時召回美國大使。一年內撤出一切軍隊和設施。
二、美國將保持與臺灣的商務、文化聯繫，包括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仍向美國在臺灣的企業提供資助、信貸和信用保證。繼續美臺原子能合作，以保證其非軍事性質。繼續保持航空和海運聯繫，現行關稅安排仍舊有效。
三、在臺灣設立非官方機構，由不在政府任職的人員擔任，但機構的部分資金來自國會撥款，這和日本做法一樣。
四、由國會通過立法調整（調整原來與臺灣的關係），但不會構成對臺灣的外交承認。
中方表示將研究美方表態，並通知美方，鄧小平將親自會見伍德科克。美方得知這一消息深感高興。
中美建交最後一階段的談判，實際上是鄧小平親自出馬進行的。他以高度務實的精神，避開中美關係中的巨大障礙和險礁，最終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使得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開闢的上海公報通道，經過七年的艱難航行，迎來了中美建交的歷史性時刻。
12月13日鄧小平同伍德科克的會談，是這一階段最為關鍵的一次會談。伍德科克重申了美方的五點原則立場。其中包括：美方確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美國立即終止同臺灣的外交關係，從技術上講，一年後終止；美國將發表聲明，期望臺灣問題和平解決，希望中方不予反對。鄧小平作了三點答覆：第一，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聯合公報草案，但應重申反霸條款；第二，同意1979年1月1日發表公報和聲明；第三，美方在聲明中不要講“一年後技術上終止”美臺條約。
中美雙方經過半年的談判，終於達成下述協議：1、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2、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佈立即斷絕同臺灣的“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臺灣和臺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並通過臺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3、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3月1日互派大使並建立大使館。在這些協議基礎上，雙方于1978年12月16日晚（北京時間）發表中美建交公報。
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推動中美建交的同時，他同樣以關鍵性的作用推動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這是兩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對中國、對世界的未來發展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此，中美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作者：楊親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