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雜誌和清華大學媒介調查研究室2日聯合發佈“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顯示，收入依然是最影響公眾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資水準”成為提升公眾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11月4日《山西晚報》）

　　六成公眾將幸福的前提默認為“工資上漲”，這當然不是因為物化的年代鼓噪了公眾逐利的野心。更多的，是對生存的惶惑感，以及物質基礎失衡上的茫然。就在前幾天，我們還在爭論城市生活月薪多少才不會惶恐。是的，幸福越是需要收入“打底”，越是説明兩個問題：一是在收入分配上，“不幸”的感覺司空見慣；二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公共物質性保障綿軟乏力。

　　這當然不是抹殺事實的進步。當“你幸福嗎”成為一種公共性提問的時候，意味著轉型期的中國開始叩問心靈、關注個體生存感受。幸福是什麼？蘇格拉底説，“善就是知，知就是德，德就是福”；墨子説，“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即為福；網友調侃説幸福是“貓吃魚狗吃肉，奧特曼打小怪獸”。儘管幸福的定義各各不同，甚至有些不甚靠譜，但至少我們已經開始思考溫飽之上的問題。

　　近日，有媒體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18個省市區明確提出了“幸福社會”的概念；2011年數據則顯示，已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幸福城市”。不管你怎樣定義幸福，從“倉稟實”到“知幸福”，確實是一種進步。這説明一切宏大的公共敘事，必回歸於人本坐標。在中國的話語平臺上，完成了從集體記憶向個體感受的嬗變——中國人可能不再是大紅大綠中的一抹艷色，而是鮮活的名字和性格分明的面孔，是對個體欲求的聆聽與尊重。

　　當然，關注幸福與幸福的層級顯然是兩回事情。對普通民眾來説，漲工資，眼下確實意味著無上的幸福。譬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最新發佈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於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又譬如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佈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38，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尼系數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並且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底層群體被“平均數”甩在後面太遠，自然難言幸福。

　　然而，“漲工資最幸福”，又顯然不只是實話實説那麼簡單。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們對收入分配改革調整的迫切期待。在經歷了一隻又一隻“靴子”落地聲之後，終於從“業內人士”、“消息人士”的傳聞，化為篤定的預期——此前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四季度要著力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制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如何在初次分配中落實“公平”訴求，最庸俗的理解恐怕就是給普通勞動者“漲工資”。

　　另一方面，它反過來告誡制度設計者，一切幸福與尊嚴等“奢侈品”，都離不開物質基礎的構建。尤其是當我們問詢農民工等群體幸福不幸福的時候，基本薪資和公共保障的層級，決定了這個問題是腳踏實地還是虛妄無度。有錢的不見得幸福，但沒錢的一定不會幸福。按照這個邏輯，城市過於繁華而市民過於疲累的地方，無須調研，也能估摸其“幸福指數”。

　　也許，還有一個道理是無疑的：幸福越容易達成“共識”，説明我們離本應參差多態的幸福還有不近的距離。（台灣網網友 高茵穎）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