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新一期《國家利益》雜誌刊登了《日本的艱巨挑戰》一文，作者為斯坦福大學肖倫斯坦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爾 斯奈德。作者觀點犀利，對日本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
該文指出，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在亞太“可靠的安全夥伴”，“但是美國人或許會遭遇一場夢魘——一個堡壘式的日本，由於其民族主義而在亞洲遭到孤立”。他強調，“能為美國提供協助的是一個復興的日本，而不是一個讓過去同未來混淆不清的日本”。
本報記者分別採訪了斯奈德及中日兩國的學者，他們均強調應對日本“修正”戰後國際秩序的行為保持警惕。
日本未能成為“亞洲的德國”，美國負有責任
斯奈德曾在日本等國做過多年駐外記者。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安倍晉三政府最令人憂慮之處在於其對二戰後國際秩序持修正主義立場，這不僅僅是民族主義問題，而是在東京審判、和平憲法等一系列問題上全然不接受二戰失敗的結果，甚至聲稱要以“安倍談話”取代承認侵略戰爭的“村山談話”。
斯奈德説，美國希望日本在亞洲發揮更大作用，但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堅持修正主義立場，妨礙了其與中國等亞洲國家接觸交流。他提出日本應成為“亞洲的德國”，需同德國一樣，“只有放棄對其戰時罪行的辯護並明確表示懺悔，解決有關往昔戰爭的各種關切，它才能真正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
斯奈德認為，日本之所以未能成為“亞洲的德國”，與美國在二戰後的所作所為密切相關。二戰後，美國在歐洲通過北約等制度安排迫使、敦促德國必須面對歷史，並在整個談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也通過對受害者進行賠償等方式錶示懺悔。在亞洲的情形則全然不同，美國並未對日本的戰爭罪行進行徹底清算，“美國對包括領土爭端在內的問題負有責任”。
日本一些有識之士認同斯奈德的觀點。日本法政大學教授五十嵐仁和日本律師聯合會前會長宇都宮健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都認為，日本對二戰期間所犯罪行徹底謝罪並表示懺悔是戰後日本的出發點，安倍不承認日本所犯罪行並試圖修改憲法，這種行為無法取信于周邊國家。五十嵐仁還特別指出，日本學術界和輿論界對安倍質疑東京審判的言辭沒有提出明確批評，“這反映出當前日本輿論狀況存在很大問題，我們應該對那些試圖忘記侵略歷史的言行更加敏感並加以糾正”。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政治學家伊藤成彥則對本報記者表示，對東京審判表示懷疑是軍國主義復活的徵兆，必須要引起足夠的警惕。
日本律師聯合會憲法委員會副委員長伊藤真向本報記者強調，即便日本取得周邊鄰國信賴後，也不應該擁有國防軍，不應該加入亞洲軍事同盟，應當堅持現行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
美國借助日本民族情緒遏制中國的做法將因小失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吳懷中在北京接受本報記者的採訪時説：“斯奈德的文章對目前日本政治的走向有清醒的認識。”但他同時指出，斯奈德對日本的認知尚未成為美國政界的主流，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崛起的疑慮超過了對日本的防備心理。
曾在美國卡特政府內任高級顧問的喬治 華盛頓大學教授阿米泰 埃佐尼是德國裔猶太人，親身經歷了德國納粹的迫害。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日本並未向“亞洲的德國”方向發展，而是背道而馳。在此情形下美國推動日本在亞洲發揮重要作用是一項“愚蠢的政策”。
埃佐尼説，將日本置於美國遏制中國努力的中心是“一個具有誘惑力的想法”，因為預算開支減少的美國想要遏制不斷崛起的中國，就需更加倚重其亞洲重要盟友日本。“其實，即便沒有美國的推動，日本也正在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在感到來自中國的‘威脅’之後，日本正在脫去二戰後披在身上的和平羽毛。”埃佐尼説。
“問題在於，美國試圖將日本拉得更緊勢必引來中國的強力反彈。借助日本民族情緒遏制中國的做法將因小失大，推動日本對抗中國的戰略成本極高，中國會更加感到遭遇挑釁，可能會減少在一些國際問題上與美國的合作。華盛頓借助日本‘平衡’中國，本意在於分擔重負，結果可能引來更大的重負。”埃佐尼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