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田國良先生，最近完成了一項科研課題，名曰《省部級幹部腐敗案例研究》。該課題就高官腐敗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後發現，腐敗高官八成受賄，所選案例約有63%的案主在作案後仍獲提拔。
這項研究結果的亮點，應在於“六成高官作案後仍獲提拔”。它難免會進一步強化許多人內心的這樣一個感覺：咱們官場社會真寬容！如大家所知，關於領導幹部“帶病復出”、“帶薪服刑”的事兒，媒體已經議論得略顯疲勞。於是最近又有一個新詞橫空出世，叫“戴罪升職”，説的是河南最近連續被曝出5起被判有罪的幹部官兒照當的怪事。
沒想到才過幾天，又有“戴罪升職”怪象被公之於世。從田國良研究的時間跨度來看，“戴罪升職”其實不是新問題。因為，課題主要研究對象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副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那麼副省部級以下的“戴罪升職”現象，想必更為可觀。
所謂“戴罪升職”，究竟是犯罪後被發現仍獲提拔，還是用人失察而獲提拔？新聞報道中沒有提及。我想，這兩方面情況應當兼而有之。有報道説，河南固始縣國土局礦産稽查大隊隊長許新被公開宣判為玩忽職守罪，免予刑事處罰，結果，他的升遷之路由此鋪開：調任為縣國土局辦公室主任、黨委委員，很快又升任為國土局副局長，堪稱火箭式提拔。綜合分析，“戴罪升職”産生的原因，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火箭式提拔；二是官員財産申報制度未鋪開。
關於火箭式提拔，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時候，這種提拔方式是違反法定程式的。而上級領導之所以超常規提拔幹部，往往與其自身利益有關——要麼被提拔者與自己有權錢交易，對方被提拔後，某種程度上就有了更大的抗調查能力；要麼對方是親屬或親信，提拔他們可為自己留條後路。既然其中有利益關係，有“病”或有罪問題自然就被忽略了。
阜陽窩案中就有個典型人物，叫尚軍，原本是個頗有姿色的普通女工，自打與王懷忠、王昭耀兩位高官有了曖昧關係後，馬上就坐上了升遷的火箭：從女工，到警察，到警長，到法院院長，到衛生廳副廳長，直到階下囚，歷時不到6年。可見，突破程式的火箭式提拔，絕大多數都是病態的，都必須警惕。
至於官員財産申報，當然也是預防“戴罪升職”的有效途徑。因為這項制度，本質上是個全民監督制度，一旦官員申報的財産與事實不符，群眾雪亮的眼睛就會及時發現。
綜合來説，一切腐敗問題的根源，還是民意缺席。無論是火箭式提拔，還是財産申報制度的闕如，終歸還是回避了民眾的監督與感受。因此可以説，好制度，更需好監督護航。（椿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