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中國青年報以《深圳大部制改革再動刀》為題，報道深圳市在2009年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再次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的諸多舉措。從深圳市的大部制改革歷程看，其許多做法具有探索意義，其許多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招商局主導開發蛇口工業區，深圳開始了中國特區改革的新探索。這些探索，並不局限在純經濟領域，在行政機構設置和政府職能劃分等方面，深圳市都曾作出過新的嘗試。不過，這其中許多方面的探索，甚至某些成功的經驗，並沒有繼續下去或鋪展開來。相反，在與上級以及周邊的既存行政體制的磨合中，深圳市在行政機構設置和政府職能劃分等方面的“內地化”趨向日益明顯，由此淡化了其“改革試驗區”的色彩。
這種現象，也正顯現了“試驗區”的局限。實踐證明，如果“改革試驗區”的經驗不能被推廣吸收，那麼，它的“衝力效應”很難持久，並且以其一個“點”的力量，很難獨力支撐和建構一個“面”上的體制，其最終結果就是“點”被“面”同化。所謂“改革不進則退”的道理正在於此。
深圳發展最快的時期，恰恰不是其行政機構設置“完整”、政府部門齊全的時期。在改革的邊際效益快速遞減，而內地發展借助改革後來追上之時，深圳發展與內地發展的趨同性甚至同質性日益加大。其結果，就是深圳也開始在行政機構設置上疊床架屋，在政府職能劃分上游移不定，以致出現了媒體報道的所謂“1正20副”的政府部門。
在周邊、尤其是處於上部的行政機構設置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深圳所具有的改革性的機構設置，會受到來自各個方向的擠壓。尤其在深圳的發展方式與內地發展方式日趨同質化後，其相對簡化的行政機構設置和相對明晰的政府職能劃分，就面對著不能不變的壓力。
毫無疑問，深圳當前推進行政機構設置方面的改革，進一步改變政府職能的改革，都説明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區，仍然具有一定的緊迫感，也仍然具有一定的探索意識。從相關報道看，深圳所進行的探索，其實已經步至改革深水區的臨界線。不過，這個臨界線，當然不只是深圳所進行的相關改革的深水區臨界線，而是中國改革的深水區臨界線，深圳不過是先行一步到達了這個臨界線而已。
深圳在大部制改革中所遇到的問題，實則是先行者向中國提出的問題。深圳大部制改革的歷程表明，在行政機構設置，尤其是政府職能劃分上，單純增減人員或機構的行政體制改革已經不能奏效。政府職能的變化，決定行政機構的設置。如果深圳能在此方面作出率先向前推進，必定會強化“試驗區”的改革衝力，為整個中國的深化改革注入一部分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