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因為紅利上交，又一次成為社會各方面關注的焦點。
在剛剛結束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委員們在審議2012年中央決算報告時，常委會委員彭森與吳曉靈同時提到，現時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比例較低，且上繳利潤90%又返回到國有企業中去。
比例低，是因為國企上交的利潤不足實現利潤的5%，亦即2012年中央企業實現利潤21000多億，實際上交只有970.多億。而按照國際慣例，最低也要達到實現利潤的1/4以上，高者更是超過了60%，相當於我國國企上交利潤的5~12倍。
使用不當，在於國企上交的利潤，並沒有成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用於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提供公共服務等，而是由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以補貼、項目投入等方式，重新回到了企業手中。如對所謂的政策性虧損企業進行補貼、支援企業投資新項目等。
顯然，這是不恰當的，也是社會公眾所難以接受的。因為，從當前國有企業所佔有的社會資源、政策資源、市場資源以及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來看，5%的利潤上交比例，確實偏低，且90%又回歸到國有企業手中，更是失去了上交利潤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説，中國的國有企業與國外的國有企業相比，由於特殊的社會背景以歷史狀況，所承擔的社會事務、社會責任要多得多，社會負擔也要重得多。如員工的責任、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責任、對外援助責任以及遇到地震等自然災害時的社會責任等。
這當然是事實，也是中國國有企業與國外國有企業最大的不同。但是，必須注意，這恰恰是中國國有企業必須改變的地方。因為，如果國有企業不能回歸市場，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不僅上交利潤問題會繼續成為社會各方面關注的焦點，而且要將國有企業真正做大做強做優，做成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話語權的品牌企業，難！
事實也是如此，中國的國有企業從資産規模、利潤等數據來看，早就進入了世界知名企業的行列。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國有企業在世界500強企業中的數量急劇增加、排名也急劇向前。可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話語權，並沒有因為資産規模、利潤等的擴大而同步提升。相反，在一些領域，地位還在下降。如鋼鐵行業，在前幾年鐵礦石價格不斷攀升中，鋼鐵産能和鐵礦石進口數量都居世界第一的中國企業，竟然沒有任何價格方面的話語權，以至於每年因為鐵礦石價格的上漲損失千億以上。如此，規模和利潤能代表什麼呢？
相反，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能夠按照市場要求，決定企業的生産經營、市場行銷、産品和技術研發、核心競爭力提升，那麼，還會沒有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嗎？就象中興、華為等企業一樣，儘管同樣受到外國政府和企業設置的重重障礙，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
國有企業所以不能回歸市場，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沒有得到理順。國外的國有企業，雖然也是國家所有，但是，企業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與其他所有制企業沒有任何不同。從經營者選聘到企業管理，從企業決策到市場行銷，從經營者績效考核到員工收入等，執行的都是市場法則、市場規律，而不是政府指令。企業需要對政府負責，但政府不能干預企業。政府在資源配置、政策扶持方面，也不會給國有企業特殊的關照與傾斜。相反，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則應當比一般企業多。如上交利潤。
也正因為如此，要想讓國有企業不再因為利潤上交、經營決策失誤、管理不善、福利過高等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不再遭到社會的廣泛質疑和非議，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讓企業回歸市場，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成為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特徵的市場化企業。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市場規則、確定社會資源配置原則、研究對企業扶持的政策時，不能有近有遠、有親有疏，不能有傾向性意見。同時，放開對市場和領域的管制，讓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進入到目前還處於高度壟斷的領域。即便不能完全開放的領域，也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入民營資本，攪活壟斷行業這團死水。
同時，在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方面，也要打破行政式管理的模式，按照市場化要求，對企業經營者進行公開選聘、市場化錄用，而不是行政任命，更不能成為政府官員享受官場福利的工具。而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考核，也要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品質、效益、競爭力等為考核標準，實行綜合考核、系統考核，而不是簡單的以規模、利潤為主要標準。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國有企業也就不會因為上交利潤等“小”問題而成為社會各方面關注的焦點，國有企業面臨的社會壓力也就會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