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主席殺死局長”，6月9日，發生在株洲檔案局的一起謀殺案，這在當地官場引起震動。（新京報6月18日）
工會主席為何要殺死局長，有什麼矛盾不可調解？這些矛盾是瑣事還是正事？為何市委組織部幾次答覆都是説“這不是原則性問題”。既然不是原則性問題，為何鬧到直接殺人的地步？社會上這些“忍”不下的矛盾，誰來調解？
先來看工會主席曠暉殺人動機是什麼。據報道，他立下遺囑稱，殺人動機是“第一次婚姻妻離子散”、“工作受到打擊迫害”、“中福線上傾家蕩産”以及“請求調離無果徹底絕望”等6個原因。這六個原因完全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即工作、家庭、生活，幾乎是一個人生命所有的全部。當一個人遭遇如此沉重打擊，如果意志不很堅強，確實很容易陷入絕望境地，不能自拔。
再看矛盾的激化是什麼，導火索是什麼？媒體認為，調動無望或致血案。同事們認為，性格不相容是二人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局長沈柏蘭向來以“為人強勢”、“不太好交流”，而曠暉比較驕傲，還“比較看重名譽”。這些性格缺陷顯然不利於調解矛盾、緩和矛盾、化解矛盾。如果一個人不善於解決矛盾，就可能還會製造矛盾、增加矛盾、激化矛盾。隨著矛盾的激化，一個人的精神壓力也隨之增大，如果不及時休養、調整，就很容易釀造事端，發生悲劇。
然後看社會矛盾調解機制是否正常運轉，他們是如何調解的，對此事存不存在一定的過失。對於工會主席與局長之間的矛盾，雖然不少部門已經知悉並作出相關處理意見，但是都小看了他們之間矛盾發展的尖銳性、複雜性、突發性以及嚴重性。而且在事發之前，5月24日檔案局領導到曠家提醒曠父，擔心鬧出人命，“白髮人送黑髮人”。既然事情鬧到這種地步，為何檔案局領導不及時向公安、司法、法制辦等部門彙報，讓他們主動介入調查調解呢？
這起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目前社會矛盾調解機制需要進一步改革，要化被動為主動實施關口前移，進一步發揮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以及人民調解的主動性、創造性、及時性以及有效性的積極作用。這些調解絕對不能浮在紙面上，要始終貫穿在家庭調解、組織調解以及工作調解之中。同時，也要注意充分發揮黨內調解、民主生活會調解的應有作用。事實還告訴我們，進行調解不能各行其是，應該全神貫注、集中精力全面解決，不留余患。 （毛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