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82歲了,從北京回老家補辦一個身份證,你們竟要她在那裏等一個月以後才可辦理,還強收她十元錢辦理電話通知費!”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25日晚在一條微博上發出的抱怨,事發地在衡陽市祁東縣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僅僅過了不到一天,當地公安部門親自登門道歉、退費,並表示會嚴肅處理涉嫌亂收費的戶籍協警。(5月27日《瀟湘晨報》)
這個看似值得高興的結果,卻讓我們這些圍觀者高興不起來。原因有二:其一,當地公安部門這項明顯涉嫌亂收費的“電話通知費”,難道只是針對於建嶸母親一個人嗎?恐不儘然。其二,如果被亂收費的不是于建嶸教授的母親,事情會處理這麼迅速,當事人會得到如此的“待遇”嗎?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最大的可能是,當地公安部門對所有前來辦理二代身份證或者是其他相關業務的人,都會收取所謂的“電話通知費”。而絕大多數普通市民,即便認為這樣的收費不合理,但也不得不交,即便投訴了也沒有人理會,最終也就不了了之。只不過這一次亂收費收到了名人于建嶸母親的頭上,結果被于建嶸利用自己名人的身份予以曝光,讓當地公安部門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才以如此迅速的速度給予解決而已。
這也就是説,事情的迅速解決,並不是當地公安部門知錯能改,而只是偶然性地碰上了“不好惹”的名人,公安部門只好“自認倒楣”。而類似的事情以前還發生過不少。比如,院士的筆記型電腦被搶,當地公安部門迅速成立專案組後,10天內找回電腦。比如劉洋父母所住的小區停水停電,小區居民打出“劉洋別回家,家裏沒水沒電”的橫幅。結果17分鐘後,房地産公司的董事長就出面道歉,並給業主經濟賠償。
問題的關鍵是,對於絕大多數老百姓而言,自己既不是名人,也沒有身為名人的兒子和女兒,無法利用名人效應和輿論聲勢為自己維權。於是,也就沒人把他們的權益當回事。依靠名人效應維權的背後暴露出的,恰恰是普通人維權的艱難。所以,即便於建嶸母親的事情得到再圓滿的解決,都無法讓我們感到高興,反而平添幾分悲哀與無奈。對於普通人而言,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沒有對侵權者的嚴肅問責,則他們的合法權益,難免處於風雨飄搖的無保障境地。 (苑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