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用一個詞來概括年輕人的情緒，10年前大概還是“憂傷”， 10年後的今天，“憂傷”已被“焦慮”替代，年輕人集體焦慮于物質、生存、身份、職場等各種壓力。於是，在各大門戶網站、論壇、微博上，各式各樣的“哭窮帖”此起彼伏。比如，“月薪1萬才配談戀愛”、“兩房一車才敢結婚”等類似“哭窮帖”都曾激起網民熱議。
面對呼嘯而來的生存和競爭壓力，房子、車子這些物質元素，被當下社會中的年輕人或主動或被動地扛在了身上。相對於詩意的精神“憂傷”，如今年輕人的“焦慮”反而現實了很多。瀏覽那些“哭窮帖”、“焦慮帖”，其中不乏“矯情之説”。比如，一家銀行員工抱怨説，年薪20萬元在北京的生活壓力依然很大，依然活在社會最底層。雖説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透支著人們的生活成本，但與真正生活在底層的年輕人相比，年薪20萬元還“裝苦哭窮”，不免矯情。
雖説如此，但一些媒體和輿論似乎很鍾情這樣的帖子，並願意為之提供繼續發酵的空間。各式各樣的“哭窮帖”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年輕人生活的艱辛，可在感嘆“謀生不易”的背後，不知道“焦慮”的年輕人有沒有想過，這許多的壓力與期望值過大、欲求不滿有沒有關係？
當下，年輕人表達焦慮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慣性”。去年中秋，我旁聽“理想國”舉辦的一場文化沙龍，當有人訴説焦慮時，梁文道現身説法：“我到現在沒有房子也沒有車子，舒國治（臺灣作家）也沒有，我們死了嗎？沒有，我們活得好好的。我們不覺得這是問題。女朋友愛房子車子多於愛你，幹嘛要和她在一起？”梁文道還説，儘管現實不容易，但我們仍然可以有“抗壓力”。
應當承認現實環境下，年輕人確實面臨各種各樣的生活壓力，但同樣不能忽視他們“抗壓”能力的減弱。其實，每一代人都面臨不同的社會環境，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壓力。比如現在的年輕人，需要應對就業難，可他們的“前輩”，可能在讀大學之前就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可見，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從來都有，只不過，不同時代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應對而已。
不得不説，一定程度上，輿論有意無意地放大了年輕人的焦慮，並對之“推波助瀾”。記得“房奴”一詞流行之時，一些媒體便極盡所能地為年輕人總結生活中的各種“奴”：從房奴到車奴，從車奴到卡奴，再從卡奴到孩奴，各種各樣的“奴”悄然上位，似乎“無奴不青年”成了當下社會的真實寫照。
可是，這些“奴”真的都是現實所迫嗎？非也，很多“奴”其實是媒體創造出來的。比如“孩奴”。有媒體為了“證實”它的存在，熱炒《80後準媽媽怕生子後成“孩奴”患上憂鬱症》的網帖，卻選擇性地忽略了“80後”為何會淪為“孩奴”。於是，“孩奴”們一邊表達著沉痛的焦慮，一邊又和社會聯合製造著“嬰兒花錢機器”。在他們心中，嬰幼兒用品絕對是要“精細”劃分的，喝水和吃飯的勺子要分開，安撫奶嘴也要分成鴨舌形的和拇指形的，寶寶喝水要用溫度計量水溫，喝水杯要用專用的練習杯。堪稱“育霸”式的育兒模式，已經將養育孩子演繹成了一種高消費的奢侈攀比，又怎能不“孩奴”？如此這般被“奴”，是心甘情願還是迫不得已？媒體之所以放大年輕父母的焦慮，大概是因為這個“奴”字實在太抓人眼球了。
當“焦慮”成為年輕人的“口頭禪”時，它未必全部與社會不公有關，它或許與媒體對焦慮的放大有關。不妨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18歲本已成年，但在一些新聞報道中，18歲的年輕人，依然是未成年的“男孩”。有這般“精神寵愛”，年輕人的“抗壓力”又怎能不減弱？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壓力，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情緒。“憂傷”不再，“焦慮”卻如影隨形，這或許就是對當下年輕人的真實寫照。不是説年輕人不該焦慮或者不能焦慮，而是我們應當知道，“焦慮”本身也是心理不太成熟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