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因為脆弱，那些素不相識的人選擇了抱團取暖；因為脆弱，那些曾為瑣事爭執的家人懂得了相濡以沫；也因為脆弱，整個社會都會對公民精神在災難中迸發的力量充滿感激。這正如恩格斯所説，“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很多。”
災難面前，我們的社會從來不缺公民精神。動車追尾事故中，那些成功脫險又折回車廂救人的乘客是可敬的公民，那些連夜排隊獻血的溫州市民是溫情的公民，那些驅車到現場義務運送傷員的司機是無私的公民，就連那些不停轉發尋人資訊的微博網友也都是我們身邊親切的公民。由此回想長江洪災、汶川大地震、王家嶺礦難救援、舟曲泥石流災難等，每一次都讓我們感受到社會大愛的涌動，也讓我們見證公民力量的爆發。
我們欣慰這些年公民精神、公民意識的成長。但不得不説的是，災難時刻勃發的公民精神，往往也隨著災難的告一段落而迅速衰減；在尋常年月的尋常生活中，公民精神表現得卻還很弱，有時甚至處於深度睡眠狀態。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樣，如今的世道，人與人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關係，一些人對別人的事漠不關心，網路上蟄伏著各種喜歡起鬨的麻木看客……
所以，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之後，如何讓公民精神之燈常亮，如何讓其延續下去、堅挺下去，“常態化”下去，是一個社會課題。
沒人對公共事務天然冷漠，日常生活中公民精神的缺失，或許是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而之所以出現上述種種問題，主要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信任機制的普遍缺失，讓公眾不敢輕易釋放人性中的善；另一個是因為缺乏制度化的參與途徑，公民時常會覺得自己只是公共事務的“局外人”。
客觀地講，至少在目前，我們制度化的公共事務參與渠道相對還比較“狹窄”，有待拓寬。而一些本來被民眾寄予厚望的參與渠道、參與方式，在行進中也有變形走樣之虞。比如價格聽證會制度，原本是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的重要途徑，但頻頻出現的各種“貓膩”，一再打擊了公眾的參與熱情和信任感，好制度也沒有起到好效果——今年６月，東莞物價局準備舉辦水價調價聽證會，竟然無人報名，輿論一時譁然。
這些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民眾參與的積極性，也是對公民精神的抑制甚至扼殺。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症下藥，從多方面多途徑培育和弘揚公民精神。
只有通過機制建設，真心實意地拓寬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傾聽民眾的呼聲，採納民眾的意見，呵護民眾的參與熱情，公民才不會覺得自己只是公共事務的“局外人”，才能鼓勵和激發公民的參與意識，才能喚醒公民意識、公民精神。只有公民精神常態化，公民的善、公民的愛才能時時刻刻都如春潮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