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動網際網路和大數據時代，社會化公司已經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隨時掌握個人行蹤和消費行為，如果政府還停留在坐等民眾跑腿開證明的時代，就太落伍了。

　　大數據，這個網際網路和新經濟領域最火的詞，走進了國務院常務會議。8月1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強調要推動政府資訊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共用，消除資訊孤島，加快整合各類政府資訊平臺，避免重復建設和數據“打架”。

　　提到資訊互聯共用，很多人會想到辦事難問題。萬里長征式的辦證審批，“我媽是我媽”之類的奇葩證明，在簡政放權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背景下，顯得非常扎眼。這其中有政府部門懶政不作為、把責任都推給民眾的原因，也有資訊系統不健全、彼此不互聯互通的問題。

　　很多人到政府機關辦事，或者要享受某種福利和社會服務，甚至出門旅遊，都會被要求出示各種證件和證明，一遍一遍證明自己的身份。這不僅製造不便，增加社會運作成本，也給人造成“有罪推定”的不被信任感。當然，該把關的還是要嚴格把關，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人需要的證件多、證明多，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個人資訊都分散在戶籍、公安、社保等部門，彼此各管一攤，資訊沒有聯網共用，還造成重復建設和數據“打架”。除了部門分割，還有地域分割，很多人換個地方工作，社保、醫保等無法接續，辦個事要來回跑開各種證明，再

　　加上一些部門服務意識不強，不作為、慢作為，百姓辦事就越發難了。

　　在移動網際網路和大數據時代，社會化公司已經可以通過技術手段，隨時掌握個人行蹤和消費行為，如果政府還停留在坐等民眾跑腿開證明的時代，就太落伍了。在這方面，政府和公共部門應向社會化公司學習，通過技術改造、購買服務等，搭上數據時代這班車。

　　當然，讓民眾少跑腿、減少辦事難，只是政府數據戰略的一個結果，加快政府資訊化和互聯共用，意義遠不止於此。技術變革尤其是大數據的出現，對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和服務水準意義深遠。

　　在西方發達國家，“數據治國”已經成為一項重要戰略，資訊公開和數據化管理，對提高政府管理水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美國，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最小數據集”制度，在各個領域強制收集必要的數據，並據此制定政策、進行決策，推動了管理的精細化，也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開放透明。而最小數據集的出現，最早就是出於不同組織之間資訊交換的需要。

　　由此可見，建設開放透明的現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治理水準，都需要建立先進管用的政府資訊系統，把大數據思維引入政府管理。要做到這一點，可以先從政府資訊和公共數據的互聯共用開始。（丁永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