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發佈的中國社科院藍皮書《形象危機應對研究報告2013－2014》稱，官員形象危機呈“多元高發”態勢，群眾認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員群體依次為：城管、學校領導、醫院領導、村幹部、警察、國企領導和民政幹部。

　　在一些地方官民關係不融洽、網上對官員更是一邊倒嘲罵的今天，這樣一個研究報告的出籠，其效果無異於拋出一枚炸彈。透過這個研究報告的結論，從前對官員觀感不好的人得到了“學術支援”和“科學論證”，從前對官員不那麼厭惡的人也不免要懷疑自己的價值判斷。

　　對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在其科學性上似乎應無保留地表示信任，但即使是門外漢，也該有置喙的權利。普通公務員不宜稱為官員已是常識，把普通公務員、甚至連公務員都算不上的人群一概冠以官員的名頭，無疑是對官員適用群體的泛化。比如，把城管當做官員群體是否恰當？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眼下城管的構成很複雜，其中既有公務員，也有事業編制人員，還有合同工，而又往往以後兩者佔絕大多數，那麼，有什麼理由給城管貼上官員群體的標簽呢？

　　對一個人的形象作出客觀評價尚難，評價從事不同工作的官員群體形象更非易事。這當然不是説，參與調查的群眾的評判尺度沒有客觀性。顯而易見的是，如果評價不只是一種主觀判斷，那麼就一定與評價者的直接或間接經驗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與群眾發生日常而廣泛聯繫的官員群體，比那些不那麼經常直接與群眾打交道的官員群體，更容易給群眾留下深刻印象，因之也易於得到好評或差評。這就好比人們進餐館吃飯，對服務員的服務態度和服務品質，可以作出合乎實際的評價，而要給難得一見的經理、老闆打形象分，則只能是勉為其難，説好或不好都不是負責任的表現。

　　人們基於個人的親身經歷，或是僅僅通過媒體披露的材料，都可能對某一群體産生某種觀感，而不大去區分其間可能存在的地域性差別。即使很少與城管打交道的人，若一再聽到城管暴力執法的消息，也不免對這一群體産生某種厭惡之情。當然，從本質上來説，人們不應是厭惡城管，而應是厭惡暴力執法本身，但任何執法者若失去法治底線都將使人恐懼。

　　城管名列形象最差之首，自然有客觀依據，但假如城管真的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要與人民為敵，那麼就該被徹底取締，但事實似乎並不是這樣。在最差排行“名列前茅”的其他群體中，同樣存在素質不高、作風簡單粗暴等弊端，這些令人反感的弊端有時表現為群體性特徵，更多則以個別的極端行為得以凸顯放大，“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的現象可謂屢見不鮮。由此也可見，個體的不良表現足以拖累群體的社會評價。

　　所謂“官員形象危機”並不自今日始，其實也不只是官員群體，知識分子群體形象在其他群體眼中或許同樣堪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須以整頓吏治、改善官員形象為前提，也須以社會整體進步為前提。

　　110多年前，梁啟超在《新民説》中寫道：“所謂關於內治者何也？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話説得如此漂亮繁複，其實不過是“官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意思。（作者滕朝陽是北京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