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內最早使用"黨的生活"概念的是誰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親自起草會議決議，從“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等方面，批評和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提出紅四軍黨內各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産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第一次提出“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論斷，開啟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新思路。同時，強調黨要“理論聯繫實際，實行馬克思主義”，要注重調查研究；要善於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説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鋻於當時黨內的狀況，毛澤東著重強調政黨的政治性，實現了由“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向“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的重要轉變。“政治化”強調堅持黨的主張和原則，強調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強調堅持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保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科學化。在當時條件下，初步回答了黨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條件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問題，成為我們黨積極開展思想鬥爭、嚴格黨內政治生活並取得成效的重要開端。之後，雖然沒有提出“黨內政治生活”這一概念，但“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相關概念一直沿用，並且在長期革命實踐探索中，黨內生活的政治性一直被強調。

　　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抵制了共産國際的錯誤領導，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第一次獨立自主解決自己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出現新局面，成為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次生動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內涵不斷豐富。六屆六中全會重申黨的紀律，提煉出“四個服從”，用嚴格的紀律規範黨內生活；特別是延安整風成為黨的歷史上最為全面、最為集中的黨內政治生活實踐。經過延安整風，黨徹底排除了錯誤路線的干擾，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了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黨的七大黨章闡釋了“民主集中制”的深刻內涵，第一次規定了黨員的各項權利和義務，把黨的政治紀律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解放戰爭時期，為克服長期遊擊戰爭形成的黨內錯誤習慣，我們黨陸續制定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規範黨內政治生活。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黨的工作重心即將由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生産建設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並提出“六條規定”，預防黨和軍隊腐敗。經過新民主主義時期黨的探索實踐，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規範初步形成。

　　■十一屆五中全會提出“黨內政治生活”這一概念，是把黨內生活重新納入正規的重大舉措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成為執政黨，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以及黨的自身狀況，黨開始探索如何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問題。1951年我們黨開始在全國開展整黨運動，重申黨綱黨章對黨內生活的規範，這純潔了黨的組織，增強了黨的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