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貨幣政策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後，央行針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高達40次，公開市場操作更是高達近千次。而作為貨幣價格調整主要工具之一的利率，1998年至今調整僅為20次。
2月18日，央行決定再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從2012年2月24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此次下調將釋放流動性約4000億元，結合去年12月5日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連續兩次下調，已經成為2012年貨幣政策相對寬鬆的標誌之一，亦已構成我國宏觀目標從2011年“控通脹”轉向2012年“穩增長”的主要貨幣工具之一。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以相對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為“穩增長”增加一定的擴張動能。但是，我們同樣必須承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僅限于“宏觀總量”，而起不到“微觀品質”的作用——也就是説，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所形成相對擴張的信貸規模，這部分由此相對增加的信貸供應量，因缺乏貨幣價格層面的信號，導致銀行和企業均難以基於財務成本進行評估。從而信貸規模相對增加的結果，仍將以大中型企業受益為主，而很難流到急需資金的小微企業。
貨幣政策對“調數量”的癡迷，是1998年央行取消帶有計劃經濟特徵的貸款規模控制後，執行以間接調控為主貨幣政策的主要特徵。當然，貨幣政策的數量工具，除存款準備金率外，還包括央行正回購、逆回購和再貸款等公開市場操作。
近15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對“調數量”較為重視，對“調價格”較為忽視，我們可以通過粗略統計得出：自1998年貨幣政策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後，央行針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高達40次，公開市場操作更是高達近千次。而同期央行對價格工具使用的頻率和力度，則明顯要少很多，以作為貨幣價格調整主要工具之一的利率為例，1998年至今調整僅為20次。
僅以2010年底我國宏觀政策轉向“控通脹”以來，我國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高達11次（9次上調、2次上調）、公開市場操作逾百次，在數量型貨幣工具頻繁使用時，同期我國的利率調整僅有5次（加息佔主導）。
如果説，在2005年我國銀行業剛剛通過合規改制，因存在國家財政此前高達4萬億元的注資和沖銷成本，需要通過較高的利差壟斷獲取收益，尚不宜急於放開利率管制。但是，2006年後我國大型銀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銀行陸續上市，其所賺取的利潤累積已足以覆蓋此前財政注資及沖銷成本，此時貨幣政策仍然過於癡迷于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數量工具，而過於忽視利率等貨幣價格工具，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此外，在1998年我國貨幣政策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時，因彼時我國金融市場的規模相對有限、且貨幣價格的傳導機制尚不健全，而偏向於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數量工具，應該説尚有合理性。但是，在我國金融市場急速擴張、且貨幣價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明顯的近幾年，仍然過於忽視利率等貨幣價格工具的作用，則不僅會弱化我國銀行業的真實經營能力，更會弱化我國實體經濟對貨幣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至於總量逾千萬的小微企業，則更會持續陷入“貨幣寬鬆信貸難，貨幣緊縮信貸更難”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