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説，今天破例在這裡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裏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説。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説，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説家。我開始寫小説，只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裏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説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裏，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裏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説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説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泄，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裏，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裏，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義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裏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裏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梭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説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裏，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説《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Damede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説的場面（這是看小説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説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 

　　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裏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裏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裏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徵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説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説將在《小説月報》上連載，説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説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説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説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説，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説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説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説，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説。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説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説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説《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裏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説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説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裏，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説《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説。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説。”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説，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裏“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因此我今天還在收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日語講座，還不曾學好日語。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裏放一錠墨，一枝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裏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裏寫起一直到在重慶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裏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説《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種譯本，這小説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説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説，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 

　　小説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説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説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 

　　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1952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裏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於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心的鬥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説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跡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裏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説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係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 

　　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後即使受到“遊鬥”，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爭的藝術。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佈“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而且分別了十七年之後我又有權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談了。 

　　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只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説，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干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我卻只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寫什麼呢？我寫小説，不一定寫真實。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歷作一個總結。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説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我曾經説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説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説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讓？雅克？盧梭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説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裏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説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我寫小説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但是我在那些“邪書”裏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説崇高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説《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説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麼？ 

　　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妥協。”我因為這一段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實在那一段時間裏，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家》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里長大的，我如實地描寫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個“我説了算”的專制家長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還有一些鉤心鬥角、互相傾軋、損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長輩們，還有那些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還有受苦、受壓迫的“奴隸”們。 

　　我寫這小説，仿佛挖開了我們家的墳墓，我讀這小説，仍然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輕時代的我，多麼幼稚。多麼單純。但是我記得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明白青春是美麗的，我不願意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犧牲品。我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訴”。我寫完了《家》和它的續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擺脫了過去黑暗時代的陰影。今天，在我們新中國像高家那樣的封建家庭早已絕跡。但是經過十年浩劫，封建主義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高老太爺的鬼魂仍然到處“徘徊”，我雖然年過古息滿頭白髮，但是我還有青年高覺慧那樣的燃燒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熱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絕不放下手中的筆。 

　　我囉嗦地講了這許多話，都是講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們更關心的是中國文學界的情況。我該怎麼説呢？我説形勢大好，四個月前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的閉幕詞是我作的，裏面有一段我引用在這裡來結束我的講話：“今天出席這次大會，看到許多新生力量，許多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心、敢想、敢寫、創作力極其旺盛的，對祖國和人民充滿熱愛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儘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家，就應當對人民、對歷史負責。我現在更加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絕不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

　　來源：中國網

　　　　　　　　　　　　　　　　　　　　　　　　　　　　　　　　責任編輯：劍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