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巴金這樣説過：“我常將生比之於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蕩，在創造它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惟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還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些都跟著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到死，都朝著一個方向走，這是生之目標。不管我們會不會走到，或者我們在中途走入了迷徑，看錯了方向。”
            　　
　　生之目標就是豐富的、橫溢的生命。…
從第一眼看到死亡的陰影那天起，巴金就更加珍愛生命。他一生探索著生的意義。他用筆，用一點一滴的身體力行，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一步一步向自己確認的人生目標走著。
            　　
　　對生命意義的最初教育來自母親。
            　　
　　巴金把母親稱做“我的第一個先生”。母親教他愛一切人，不管他們貧或富；母親教他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親教他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僕人……巴金記憶中，母親永遠對他溫和地微笑，讓他感受愛的溫暖。
            　　
　　“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愛是根底，一切關於生命意義的理解，都由此展開。
            　　
　　1937年的美麗西湖，一條小船上坐著幾個焦慮的男子。他們是三位作家：巴金、王魯彥、靳以。此行不是為了欣賞美景，而是為營救一個姑娘而來。
            　　
　　幾天前，巴金在上海收到姑娘的求救信。信中説，她和後娘關係不好，受巴金的《家》的影響離開了家庭外出工作。因為失戀她來到杭州準備自殺，她遇到一位遠親；便改變主意，到一座廟裏帶發修行。她漸漸發現，遠親與廟中的和尚有關係，而和尚對她存心不良。她為自己的命運擔憂。她希望巴金來搭救她。
            　　
　　巴金一直在用作品溫暖讀者，一直希望把心交給讀者。他沒有想到，這一次，他會在現實生活中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向一個弱女子伸出援助之手。
            　　
　　巴金冒充這位姑娘的舅舅，替她付清八十多元的房錢，交給她一張車票，讓她到上海去找自己的真舅舅。那位姑娘最終逃離了陷餅。巴金在用具體行動來體現從母親那裏接受的教育：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為此而問心無愧。
            　　
　　“生命在於付出。我的心裏懷有一個願望，這是沒有人知道的：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張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
            　
　　從母親那裏，從盧梭那裏，從克魯泡特金那裏，從托爾斯泰那裏，從許許多多思想家、人道主義者那裏，巴金學會如何認識生命的真諦，如何體現生命的價值。
            　　
　　廣東的這棵大榕樹，因巴金的描寫而出了名。三十年代初，巴金來到這裡，遊覽之後創作了那篇著名散文《鳥的天堂》，從此，這裡的人們便稱它“鳥的天堂”。在那次旅行中，巴金來到朋友們主辦的鄉村師範，與學生們舉行了一次談心會。看著這些年輕的學生，巴金傾訴自己對人生的理解，他不善演講，但他的真誠仍然感動了學生。
            　　
　　他説到自己的生活態度：
            　　
　　“愛真理，忠實地生活，這是至上的生活態度。沒有一點虛偽，沒有一點寬恕，對自己忠實，對別人也忠實，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為的裁判官。
            　　
　　“嚴格地批判自己，忠實地去走生活的路，這就會把你引到真理那裏去……
            　　
　　“所以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為，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應對那摧殘愛的；在眾人的幸福裏謀個人的快樂，在大眾的解放中求個人的自由……”
            　　
　　這正是巴金為自己確立的人生態度。
            　　
　　1985年，年過八旬的巴金，收到了江蘇某鄉十位小學生的來信。他們向敬重的巴金老人詢問“尋找理想”的問題。很巧，這與半個世紀前的那次談心會，無疑是一個完美的歷史銜接。儘管其間人事茫茫，歲月悠悠。
            　　
　　雖然年老體衰，巴金仍如當年一樣對理想充滿激情，甚至顯得十分浪漫。他在與孩子們平等交流，實際上，他的一席話，可以看做他對自己漫長人生道路的歷史總結。還是那個真誠、熱情、浪漫的巴金：還是那個用生命擁抱理想、擁有信仰的巴金。
            　　
　　“理想，是的，我又看見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粧品，不是空談，也不是挂在人們嘴上的口頭禪。理想是那麼鮮明，看得見，而且同我們血肉相連。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過一粒泥沙。不管我多麼渺小，從它那裏我可以吸取無窮無盡的力量。”
            　　
　　巴金承認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艱難，但支撐他與命運抗衡、執著地走向生命終點的，永遠是對理想的熱愛和堅信：
            　　
　　“五十幾年來我走了很多的彎路，我寫過不少錯誤的文章，我浪費了多少寶貴的光陰，我經常感受到‘內部乾枯’的折磨。但是理想從未在我的眼前隱去，它有時離我很遠，有時仿佛近在身邊；有時我以為自己抓住了它，有時又覺得兩手空空。有時我竭盡全力，向它奔去，有時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時候在我的面前或遠或近，或明或暗，總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團火，一盞燈，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遠給我指路。”
            　　
　　漫長的人生路就是這樣在理想的照耀下走著。
            　　
　　理想和信仰是火，點燃巴金心中的激情，也點燃巴金的道德勇氣，年輕時如此，年老後仍然如此。
            　　
　　沒有一種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沒有一種對完美人格的追求，老年巴金就不會寫下巨著《隨想錄》。他在《隨想錄》中痛苦回憶；他在《隨想錄》中深刻反思；他在《隨想錄》中重新開始青年時代的追求；他在《隨想錄》中完成了一個真實人格的塑造。
            　　
　　想想看，他是在多麼艱難的條件下寫出這些篇章的。身患美尼爾氏綜合徵，手發顫，寫下每一個字都十分艱難，外界種種壓力，讓老人一次次感受到不被理解，甚至被歪曲的精神痛苦。然而，他沒有放下筆。
            　　
　　他説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
            　　
　　於是，歷史的風風雨雨，一個個朋友的坎坷命運，自己人生的複雜體驗，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喪失自我。他直面“文革”給民族帶來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願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終於以在當代中國産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履行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作家應盡的歷史責任，達到了他的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
            　　
　　有《激流三部曲》，有《寒夜》，有《隨想錄》，有雲與火，有真實的人格，這樣的生命，永遠與歷史同在。
            　　
　　夢
            　　
　　無論年輕時，還是晚年，巴金愛做夢，也愛在作品中寫夢，這仿佛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1934年他這樣説：
            　　
　　“近來我常常做噩夢，醒來後每每絕望地追問自己：難道那心的探索在夢裏也不能夠停止嗎？我為什麼一定要如此嚴酷地解剖自己？”
            　　
　　不妨把夢看做是巴金的憂鬱、敏感氣質的外在表現，夢是清醒的延續，夢是心靈的反射。
            　　
　　1937年，巴金在上海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自己被判處死刑，應該被押到一個島上去登斷頭臺，他卻主動前往。一個友人陪同他。他被投進地牢、友人不知去向，整天聽到的只有修建斷頭臺的聲音。他等待著死亡。一天，他被帶出來，他看到天井裏絞刑架已經矗立起來。他用憎恨的目光看著。突然，他看見了那位友人。她驚恐地叫著他的名字，眼裏含著淚花。已經失望的他感動了。在這樣的世界裏，居然還有一個關心他的人。他坦然走向絞刑架。
            　　
　　這個夢很長。最終，那位友人用飛機把他營救了出去……
            　　
　　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夢，巴金沒有説。不過，他説過這樣一段關於夢的話：
            　　
　　“我在生活裏找不到安寧，因此才到夢中去找，其實不能説去找，夢中的安定原是自己來的。然而有時候甚至在夢中我也得不到安寧。我也做過一些所謂噩夢，醒來時兩隻眼睛茫然望著白色墻壁，還不能斷定是夢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實地感覺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漸漸地平靜下去，這夢景也就像一股淡煙不知飄散到哪去了。留下來的只是一個真實的我。”
            　　
　　噩夢做得最多的時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後。
            　　
　　這是上海奉賢“五七”幹校，“文革”中巴金和上海文藝界的同行在這裡接受監督改造。
            　　
　　一天夜裏，他夢見樣板戲裏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從幹校的床上掉下來。
            　　
　　類似的夢，在武康路家中也做過，他在夢中掙扎，手來回揮動，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臺燈。
            　　
　　八十年代，“文革”的陰影仍然讓巴金憂慮和恐懼，噩夢也因此而不斷糾纏著他。一年春節期間，電視上重新播出樣板戲。讓他心裏恐懼。當天晚上，他就夢見和熟人們又被關進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誦“最高指示”。
            　
　　晚年的夢，正是巴金現實生活中反思歷史。自我懺悔的繼續。
            　　
　　“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説，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裏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説我永遠閉不了眼睛。”於是，在巴金這裡，敘述夢不再是寫作的一種技巧，也不是文學想像的補充，而是痛苦心靈的真實再現。
            　　
　　因為夢，他的心更敏感，也更充實。
            　　
　　夢對晚年的巴金，無疑是一種生活的補充。重病纏身，行走不便，言談困難，他越來越難以與社會交往，這樣，他只能靜靜地躺在病床上，任思緒飛翔。
            　　
　　晚年夢中不斷見到蕭珊，成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場景。類似的情形，可以説一直伴隨著病中的巴金。
            　　
　　“昨夜夢見蕭珊，她拉住我的手，説：‘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緊。’她哭起來。我心裏難過，就醒了。”
            　　
　　“我醒著，我在追尋蕭珊的哭聲。耳朵倒叫得更響了……我終於輕輕地喚出了蕭珊的名字：蘊珍。我閉上眼睛，房間馬上變換了。”
            　　
　　病床上的巴金，繼續做著他的夢。也許清醒，也許懵懵。生者與死者在這樣的虛與實的場景中對話。
            　　
　　夢中，巴金又回到了他在武康路的家門。
            　　
　　“她離開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麼長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門口，眼前就出現一張笑臉，一個親切的聲音向我迎來，可是走進院子，卻只見一些高高矮矮的沒有花的綠樹。上了臺階，我環顧四週，她最後一次離家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她穿得整整齊齊，有些急躁，有點傷感。又似乎充滿希望，走到門口還回頭張望……仿佛車子才開走不久，大門剛剛關上。不，她不是從這兩扇綠色大鐵門出去的。以前門鈴也沒有這樣悅耳的聲音。十二年前更不會有開門進來的挎書包的小姑娘……為什麼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這裡再現？為什麼不讓她看見活潑可愛的小端端？”
            　　
　　寫下這個夢是在1984年。時間又過了十幾年。巴金又做過多少夢，只有他知道。恐懼也好，憂慮也好，懷念也好，沉思也好，都裝在心裏，然後，走進夢中。
            　　
　　這便是一個老人的生命狀態。有點兒無奈，卻又十分真實而可貴。
            　　
　　一個97歲老人的生命，以各種方式在這個世界活躍著，呈現著。 

　　來源：文匯報　作者：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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