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槍聲傾帝廈，百年中華盼復興。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結束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了古老中國通向現代化的大門。而在這場波瀾壯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革命中，數百萬海外華僑華人居功至偉，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辛亥革命中，海外華僑華人在“振興中華”的光輝旗幟下，凝聚起強大的愛國熱情，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登上中國革命的舞臺：創辦報刊宣傳共和，毀家募款支援革命，捨生忘死投身起義……
有學者把華僑華人稱為“把封建王朝推入共和軌道的歷史扳道工”，而孫中山先生則多次動情地説：“華僑乃革命之母，沒有華僑，就沒有中國革命。”
尋夢 圓夢：從救亡圖存到民族復興
19世紀末，愛國華僑謝纘泰在香港以一幅時事漫畫《時局圖》向國人發出了“亡國滅種”的警號：以虎、熊、蛙、太陽和鷹為代表的英、俄、法、日、美帝國主義國家，正在中國的版圖上肆意瓜分競爭。
危局之中，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鬥爭。
1894年11月24日，美國檀香山。孫中山先生和20多名進步華僑創立了中國最早的資産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建會章程鮮明提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
從此，“振興中華”這個緣起于海外僑界的夢想，成為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産階級革命派爭取民族獨立和復興的歷史強音，也成為一個凝聚全民族力量、貫穿中國百年現代史的偉大目標。
從美國舊金山到英國倫敦，從馬來西亞檳城到日本東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迅速成為辛亥革命重要的參與者、支援者和推動者。
“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他們看到中國再不進行革命就沒救了。別看他們中間很多人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可是他們的愛國之心與救國之願在被革命喚起後尤其強烈。”孫中山的曾侄孫孫必勝告訴記者。
中國華僑歷史學專家任貴祥研究指出：“海外僑胞主要從幾個方面支援革命：參加孫中山在海外創立的革命組織；創辦報刊，開展革命宣傳；為革命慷慨捐款；直接參加反清武裝起義。”
從興中會到同盟會，華僑始終是革命組織的重要支柱。興中會首批20多個成員都是華僑。同盟會成立後在海外迅速形成了“凡有華僑所到之地，幾莫不有同盟會會員之足跡”的局面。
海外僑胞和華僑社團大力捐資輸財，“解囊相助，不遺餘力”，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主要的物質基礎。華僑對革命的捐款總數達700－800萬港元。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武昌起義前的鎮南關、欽廉、河口等起義中，華僑均是重要骨幹。1911年，在廣州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72烈士裏有31人是華僑，李炳輝、郭繼枚……一個個華僑的身軀倒在推翻帝制的道路上慷慨赴死，一個個烈士的英名刻在辛亥革命的豐碑上千古不朽。
光陰荏苒，時世蹉跎，但華僑華人追逐振興中華夢想的腳步始終沒有停下。
上世紀30年代，在日寇大肆入侵中國時，海外僑胞又一次掀起共赴國難的高潮。僅當時政府部門的統計資料就顯示，華僑捐款達13億多元，匯回國內僑匯達數十億。
據統計，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空軍戰鬥機飛行員中，華僑約佔四分之三。南洋華僑陳少墨、林文法、蔡雲飛等人參加黃埔軍校，畢業後轉戰粵北、桂西等地。據不完全統計，回國抗戰的粵籍華僑就有4萬多人。
“迢迢江陽直向東”。新中國成立之初，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地質學家李四光、原子能專家王淦昌、數學家華羅庚……一大批華僑知識分子毅然放棄國外的優越生活，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緩解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科技人才短缺的困局。
改革開放時期，又是華僑華人幫助中國打開、擴大了和世界的聯繫，帶來了資金、市場經濟理念和管理經驗等寶貴資源。
1979年，泰國華商謝國民來到了當時的邊陲小鎮深圳，取得了深圳市“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還和美國大陸穀物公司合資建立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成為深圳特區最早、最大的外商投資項目。
“我們敢於率先投資，首先是希望為祖國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其次是看到了10億人口的市場潛力。”謝國民在回憶到國內投資的初衷時説。
1980年至2008年，中國累計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約63.6萬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累計達8990億美元，其中海外華資佔近70％。
朱奕龍15年前毅然放棄在西班牙的舒適生活，來到西部的寧夏紮根創業。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他將一個小作坊式的工廠發展為橫跨多領域的企業集團。
朱奕龍告訴記者，今天的中國國力強大，人民安康，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作為海外僑胞，我為自己能夠參與到民族復興的大業中而感到無比自豪”。
“我覺得自己正處在百年來距離實現‘振興中華’夢想最近的地方。”朱奕龍説。
戀鄉 愛國：從鄉土情懷到國家意識
廣東臺山華僑曹湯三在鴉片戰爭後“賣豬仔”到美國謀生，以前賺了錢就寄回家鄉，但自從認識了孫中山，就將辛苦賺到的收入和存款全部捐給了革命，而他遠在老家的妻子只好做些漿洗的活計勉強度日。
“辛亥革命喚醒了華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豐富了海外華僑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內涵。”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在評價辛亥革命對廣大海外僑胞的影響時説。
辛亥革命前，華僑的足跡已遍佈世界五大洲，總數達數百萬。這些海外遊子心中時刻保存著濃厚的鄉土觀念，普遍表現為以愛鄉為主的樸素愛國主義。
移居異國之初，由於人地生疏，勢單力孤，海外華僑大多加入以地緣、血緣和業緣為紐帶結成的互助性社團以便互相聯絡，其中以國內原籍地所在的省、府、縣或鄉村為名的組織最多。
為了將華僑團結在革命的旗幟之下，孫中山花費大量精力改造海外華僑會黨和其他社團組織。在東南亞各地，孫中山大力進行説服教育工作；為了改造美洲致公堂，他首先加入洪門，並重訂洪門致公堂章程，將三民主義思想融入其中。
與此同時，海外僑胞不斷辦報紙、寫文章，宣傳革命，鼓吹共和。“沉沉酣睡我中華，哪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一位興中會早期成員題寫的詩篇在海外僑胞中廣為傳誦，産生了重要影響。
隨著救亡運動的開展，廣大華僑的故鄉廬墓思想被引向革命愛國主義。越來越多華僑明白，只有祖國強盛才有華僑的揚眉吐氣，而祖國要強大就需要革命。
李海峰認為，辛亥革命使不同方言、不同幫派的華僑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打破了原先狹隘的地緣血緣觀念，他們由“家鄉認同”轉向了“國家認同”。
華僑為革命毀家紓難、舍生取義的事跡感人肺腑、盪氣迴腸。為支援孫中山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檀香山華僑鄧蔭南變賣商店和農場捐作起義的經費；越南華僑黃景南雖然是一個收入微薄的賣豆芽小販，但也毫不猶豫將大半生積蓄捐給了革命……
廣東華僑潘受之曾獲贈孫中山“節義留芳”橫匾，他的女兒潘瑞歡如今已88歲高齡了。她至今記得父親當年帶她到新加坡時的情形：“父親指著三幢漂亮的小洋樓説，這就是用他賺的錢蓋起來的，他非常自豪。但更讓他自豪的是，他後來把自己的辛苦所得都捐給了革命。”
辛亥烈士郭繼枚的祖父在南洋經營礦業有成，曾為革命捐助大量金錢。郭繼枚在婚後3天就寫下絕筆書，偷偷回國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壯烈犧牲時年僅18歲。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尹曉煌教授認為，辛亥革命促使海外華僑超越了“家鄉意識”範疇，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為了打造一個強大的新中國，廣大海外華僑走進浩浩蕩蕩的革命洪流中，在革命的旗幟下團結在一起。
“辛亥革命前後，海外華僑從‘小廣東’的地方意識，發展為‘大中國’的國家意識，以及新國民意識的構建，對成為新國民充滿了歡愉、期待和展望。”臺灣學者湯熙勇感嘆道。
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使華僑對自身地位和力量有了新的體認。辛亥革命作為一種歷史資源被參照，並被汲取出眾多寶貴財富使海外僑胞的人心和鬥志不斷得到砥礪。
1939年，馬來西亞華僑女青年白雪嬌瞞著父母回國參加抗戰。她在臨行前給父母留下了一封動情的告別書：“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和弟妹是我所愛的，但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只要祖國戰勝，我自己餓死是不妨的。”緬甸華僑葉秋蓮變賣自己所有的家産和首飾，將所得3萬元捐給祖國抗日，自己因生活無著而削發為尼，並留下了這句擲地有聲的話語。
歷史學家指出，隨著時代潮流和海外華僑社會的演化，由鄉土宗族意識向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轉化，這是華僑愛國史的鮮明特徵。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僑華人以更加熾熱的愛國熱忱參與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他們在捐資助學、修橋築路、扶危濟困等方方面面都奉獻著愛心。
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8.0級強震後，全球華僑華人的赤子之心越千山、渡萬水，迅速匯聚在遭受苦難的地震災區，短短4個多月就以各種形式捐資賑災超過13億元。
“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會長程君復曾將“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稱為海外華僑華人繼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後的“第三次空前大團結”。
目前，華僑華人已在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了180多個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組織，他們在世界各地奔走呼號，廣泛宣傳和平統一主張，憤怒譴責“臺獨”勢力分裂中國的行徑，利用各種形式推動兩岸各領域的交流合作。
遊子 赤子：從背井離鄉到榮辱與共
今年年初，為應對利比亞局勢惡化，中國在短短十天時間裏完成了最大規模的一次有組織撤離海外中國公民行動的壯舉，共撤出35860人。
海外輿論在評價這一事件時認為，中國的撤離行動“向世界彰顯了包括海外華僑華人在內的‘中國人’的生命價值今非昔比”，“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海外公民保護能力的巨大提升”。
“國強則僑強。華僑華人在海外當‘豬仔華工’的悲慘境遇一去不復返了。”談及此事，歐洲僑領、歐洲華僑華人聯合會秘書長張曼新無限感慨。
鴉片戰爭後，殖民者在港澳設立不少“招工館”（豬仔館），很多急於糊口的中國人上當受騙，或者被“豬仔館”的爪牙脅迫簽訂契約賣身出洋，被稱做“豬仔華工”。而清政府對海外華僑採取敵視態度，認為他們是背叛祖宗的“化外頑民”。
“南海迢迢苦萬丈，眼淚滴滿七洲洋，做牛做馬血汗錢，寄返唐山養爹娘。”謝國民父親謝易初這樣描述自己下南洋時的血淚史。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海外僑胞才因為國家的強盛而揚眉吐氣，從‘遊子’變為‘赤子’；他們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專家閆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強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華僑華人與國家的關係從單向的‘做貢獻’轉變為雙向的合作互贏。”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所長趙紅英説。
“國家發展的脈動，給了我們華僑華人事業拓展的機會，國家發展的洪流成就了我們的個人價值。”年逾六旬的僑商何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由衷地説。
1978年，何彪率先到廣東佛山投資創建了農業企業。在國家推動“公司＋農戶”産業模式的背景下，他在珠海開設了有機肥料廠，生意紅紅火火。目前國家産業政策對微生物肥料行業給予的支援正在加大，何彪説：“我們將抓住機遇，把企業做大做強。”
國家的日益強大，也使華僑華人感受到作為華夏子孫的自豪與榮光。馬來西亞華僑、完美（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古潤金每當回憶起2008年北京奧運會，他總是激動不已：“一場體育賽事，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國的綜合實力，更將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他説：“以我們馬來西亞為例，數千華僑華人在雨中護送聖火，那情景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非常感人。中國強大一分，我們海外華人就多一分榮耀。”
華盛頓華人社團聯盟主席劉平中5歲時離開廣東赴美，談及自己兩年前在華盛頓手拿國旗，和數千華僑華人一起歡迎溫家寶總理到訪時的場景時説：“短短30年，中國的發展成就使世界震驚，也使每一位炎黃子孫為此自豪。在國家領導人的訪問行程中，我們又一次受到強烈的鼓舞和激勵。”
有了祖國的強大支援，華僑華人在住在國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其辛勤打拼和作出的貢獻也贏得當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每逢春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馬來西亞等許多國家的政要或地方官員，通過賀信和講話，向華僑華人祝賀新春。
百年滄桑歲月，鐫刻著華僑華人昔日致力振興中華的豐功偉績；
百年榮辱與共，昭示著海外赤子未來共襄復興偉業的豪邁激情。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經過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孫中山先生“民族復興、國家統一”的偉大理想必將要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