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報告文學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
對話動機
為南京大屠殺30萬死難同胞而設立的首個國家公祭日即將到來，歷時一年寫作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出版。
今年年初，何建明在南京偶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對方説，目前國內尚無一部全面、系統記述南京大屠殺的紀實作品。何建明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何建明説他的寫作動機很單純：只要沒有人寫它、沒有人把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寫好，我就必須去寫。
這種缺失不可思議
新京報：最初決定寫作南京大屠殺是個意外？
何建明：今年年初，我在南京偶遇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先生。朱先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那天他一見我，急切地表達希望我來寫作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實作品。
我當時第一反應是，這麼重大的一個題材，怎麼可能沒人觸及？朱館長告訴我説，關於大屠殺作品不少，但系統全面的作品還是空白。
後來我查了資料，發現朱館長説的是事實，於是就更改了寫作計劃。
新京報：被一種使命感驅動了？
何建明：可以這麼説。因為從寫作角度而言，我之前沒觸碰過這個題材，我想當然地認為同題作品應該多如牛毛，那麼大的一場災難，理應是創作富礦才對。但是竟然沒有，我覺得不可思議。
另一方面，我本身就是江蘇人，在長江口聽著祖輩們講日本人侵略的事情長大，從心理上也覺得自己該做這件事。
新京報：你覺得相關作品缺失的根源是什麼？
何建明：往小處説，是我們這一輩文學工作者對歷史的不負責和不關心，往大處説，我覺得和國民性和社會大環境都有關係。説起南京大屠殺，大家知道這個詞，知道30萬這個數字，其他都是模糊的。對於我們的同胞當時經歷了怎樣的屠戮和屈辱，是沒有具體概念的。人們並不真正關心歷史，我覺得這是相關作品缺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新京報：關於南京大屠殺也有一些文學作品，比如我們知道，徐志耕、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拉貝的《拉貝日記》，你的作品有什麼不同？
何建明：更全面和客觀。既寫了“被害者”親述史，也寫了從日軍口中及“第三者”口中説出或經歷的“南京大屠殺”。我關注了日軍當事人和日本國及國際社會當時留存的許多寶貴的“自述”與報道。另一方面，寫到了以往被規避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形象”的敘述。
人性比血淋淋的場景更觸動我
新京報：全書初稿有80萬字，具體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何建明：過去這一年，可以説幾乎沒有任何空余的時間。南京大屠殺涉及的史料、相關書籍、各方證言等各種資料非常龐雜，僅是書籍我就讀了整整四大箱子，幾千萬字。書出版了，我整個人感覺被抽空了一樣。
新京報：要創作這樣一部作品，就要和很多血淋淋的歷史打交道，情緒會受影響嗎？
何建明：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拿張純如（華裔女作家，因寫作《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聞名，2004年自殺身亡，外界多將其自殺與長期研究南京大屠殺聯繫）舉例子。
我是軍人出身，也長期從事紀實文學寫作。你説的血淋淋的東西我見過不少，所以這些不是影響我情緒的主要因素。
但情緒不可能不受影響，有時候查著查著資料、寫著寫著，眼淚就流下來了，自己都不知道。
新京報：主要影響你情緒的是什麼？
何建明：任何殺戮背後都是人性驅動的，影響我最多的還是人性本身。很多參戰士兵和將領的日記、家書，那是關於戰爭最原始最鮮活的記錄。
非常遺憾，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中方這方面能查閱到的類似的資料很有限。但很多日本人記錄得都非常細緻，我在書裏寫了一個士兵，他的日記很完整地記錄了他怎麼被選中從軍，怎麼在兵營練習殺人，之後怎麼進入南京，怎麼屠殺百姓、姦淫婦女，寫得都非常細，整個從人變成惡魔的過程都寫了下來。
人性不是天生邪惡的，可在南京大屠殺中，日本人是把人性中最陰暗殘忍的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是有個過程的。同時他們的筆下也有中國人，30萬人怎麼一下子就被殺光了。日本兵會寫，十幾人守著幾千軍民，心裏也打鼓也害怕，但後來他們發現，“這些中國人只會在掃射開始後拼命找人躲在後面，絕對不會反抗”。這些都會影響我，日本人的冷酷黑暗，某些中國人的麻木冷漠，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不嚴肅的創作是一種褻瀆
新京報：創作這部作品之後，對南京大屠殺中日雙方的印象有所改變嗎？
何建明：對日軍的殘暴這方面的印象沒有改變，因為從小就聽祖輩講那些故事。但是對日軍整體的印象豐富了，我們以前説那場戰爭都説“敵強我弱”，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收穫就是認清為什麼強和為什麼弱的問題。
新京報：舉個例子説呢？
何建明：日軍攻陷南京時當時的指揮官舉行閱兵儀式，當時有個方陣衣著整齊表情肅穆，他們每個人脖子上都係著一根白布條，挂著一個白布包裹的盒子在胸前，白盒子裏面是死去日軍的屍骨。你可以想想那個場景，日本士兵是帶著視死如歸的決心進的南京城。
另一處資料裏，説是我們士兵被俘虜後，天真地相信舉起手來就能活命，甚至寫下“要求大日本來拯救我們數萬人的命，將來服從大日本的驅使……懇求大日本維持我們一粥一飯”的便條乞求飯食。
這樣的場景交替出現，心裏會特別悲哀。
新京報：這兩年網路上關於抗日神劇的討論很多，在那些影視作品中，你記述的這些場景是看不到的。
何建明：70多年了，我們還停留在膚淺的層面，甚至是娛樂化的消費式的，日本士兵就是又蠢又笨，中國軍人各個英勇神武，真要有那麼厲害，我們還用“抗戰八年，最終慘勝”嗎？
不嚴肅的抗戰劇創作是對歷史的極端不負責，是對數千萬死傷同胞的褻瀆。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軍民死亡人數超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損失的一半，但是提到反法西斯戰爭的影視或是文學作品，我們竟沒有一部能拿出手。剛才説的那些場景是歷史的悲哀，抗日神劇之類，就是現實的悲哀了，我們根本不懂如何面對歷史。
公祭來得太晚了
新京報：這本書的封面上特別標注了“為國家第一個公祭日所作”，這裡面有怎樣的考量？
何建明：公祭當天這本書是獻禮書籍。但就寫作者個人角度來説，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我自然希望更多中國人去全面客觀地去認知77年前的那場災難。
能冷靜地審視我們這個民族本身存在的問題和弱點，寫完了這本書，我自己有個很大的感受，除了日本人殘暴的殺戮，南京大屠殺也是我們民族自身存在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的災難性後果，77年的時間並不長，是該好好審視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新京報：對即將進行的公祭你怎麼看？
何建明：寫作的時候有個發現讓我的心有如針刺。77年前，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軍進入南京城的第6天，在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殺了數十萬同胞，將美麗的南京城變成人間地獄後，他們做了一件事—為他們在攻打南京時陣亡的千余名官兵舉行了一個聲勢頗為浩大的“公祭”。
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的公祭，來得真的太晚了。製造戰爭的人在他國還被當英雄一樣供奉，而我們30萬慘死的同胞卻在歷史上沉默了77年。
但它終於還是來了，我們需要這麼一天來正視這個民族經歷的創痛和苦難，去正視過去的歷史，唯有如此，才能以史為鏡，避免重蹈覆轍。
新京報：你期待這次公祭給中國人帶來什麼？
何建明：中國是個很重視儀式感的國家，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儀式流於形式。國家公祭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儀式，大家聚到一起，獻花、表達悲痛就結束了，這遠遠不夠。
它應該成為溝通一個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紐帶，每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國人都該銘記那一段歷史，心中能夠保有一份悲慼。中國人喜歡説自己寬容，但沒有一個偉大民族會漠視自身經歷的苦難，正視過去，正視歷史，這是我希望現在的人通過公祭能有的思考，只有這樣，死難同胞們經歷的那個悲哀屈辱的時代才不會回來。
國家公祭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儀式，大家聚到一起，獻花、表達悲痛就結束了，這遠遠不夠。公祭應該成為溝通一個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紐帶，每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國人都該銘記那一段歷史，心中能夠保有一份悲慼。
[ 責任編輯：王怡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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