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參與大會組織領導工作，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為八大路線的制定和指導實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共八大最重要的歷史功績，就是在中共執政以後，關於怎樣建設繁榮富強、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路線。這條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國防和黨建等方面內容的全面發展路線，是根據國內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來的。其基本思想和核心內容，就是把全黨工作重心由急風暴雨革命戰爭時期的階級鬥爭，轉移到國家全面開展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我國社會生産力，提高全國各族人民的生活水準。陳雲、鄧小平正是從把握這個重點方面為八大路線的制定作出了獨特貢獻。
中共八大確立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陳雲和鄧小平參與起草並經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決議指出：“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陳雲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最初提出的方針是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劉少奇就曾傳達毛澤東指示：八大中心思想是要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陳雲在實際工作中提出了不同主張。當時，在反右傾保守思想的口號下，各生産部門紛紛修改原定比較切實可行的指標，提出新的冒進計劃。例如，黨中央、國務院最初批准的基建投資控制數字為112.7億元，幾個月後，各省市、部門要求的投資額已達153億元，後來又增加到200億元，比預計完成數增加1倍多。因此，陳雲多次提醒有關部門和負責同志：經濟建設要穩步前進，要注意綜合平衡。這是陳雲的一貫思想，他在關於“一五”計劃的彙報提綱中就指出：“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唯一的辦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了；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我國因為長期經濟落後，要在短期內趕上發達國家，計劃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種緊張的平衡，“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6年初，當各地區、各部門爭先搶上基建項目時，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卻主張將基建撥款削減7個億，由原來的125億削減到118億。他多次強調：在制訂計劃時要講平衡，而且這種平衡不僅是財力平衡，還應該考慮物資平衡。由於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等的不懈努力，同年6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這樣，中共中央關於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克服了片面性，從既反右又反左兩個方面，提出正確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
正是由於陳和鄧等領導人的堅持不懈，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指導方針被寫進八大政治報告，並明確載入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之中。
中共八大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一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奮鬥目標。為此，這就需要建立正確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這是實現奮鬥目標的重要途徑。因此，不斷地對原有經濟體制特別是根據原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建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使之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陳和鄧特別是陳雲對八大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在深入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如何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從而正確提出了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陳雲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負責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他比較早地發現了社會主義改造所帶來的一些新問題，由此引發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突破原蘇聯傳統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重要構想：一是要突破單一公有制模式，長期保留個體經營。二是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發揮市場的作用。他強調，社會主義“既要實行計劃經濟，管好市場，反對投機倒把，又不要把市場搞死”。新經濟體制的特徵應該是“大計劃小自由”，總的原則是“要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
在此基礎上，陳雲在中共八大作了題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重要講話，歸納和分析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辦法，特別是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嶄新構想。他説：“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全國工農業産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産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産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産的。計劃生産是工農業生産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産是計劃生産的補充。”“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
陳雲的講話對大會政治報告作了重要補充，豐富和完善了大會主導思想的內容，併為大會通過的決議所吸收。決議指出：為了適應社會的多方面需要，在國家計劃許可的範圍內，有一部分産品將不列入國家計劃，而由生産單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況進行生産，作為計劃生産的補充。如果把這一部分産品勉強列入國家計劃，或者把參考性的指標當作正式計劃的指標，對於這些産品的生産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符合於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是實行集中經營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範圍的分散經營作為補充。在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之時，陳雲提出對當時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構想，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而且還對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那麼，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才能正確領導適應國情的經濟建設呢？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實事求是地回答了這個歷史課題。
鄧小平所作的這篇報告和由他主持修改的新黨章，根據我們黨政治地位的根本變化，提出了黨執掌全國政權以後加強黨的建設的主要方針，把毛澤東創立的黨的建設的理論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報告共分5個部分，較為突出的理論貢獻是提出了作為執政黨應堅持群眾路線和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個人崇拜等重大問題。他説：“中國共産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於領導地位。”“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過去7年，一般説來，我們黨經受住了這種考驗。”“但是，7年半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還很容易在共産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針對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除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
鄧小平參加了蘇共二十大，結合我們黨和國家的實踐情況，他在報告中對其積極意義也作了肯定：“蘇聯共産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産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隨後，他強調：“我們黨也厭惡對於個人的神話。”實際上，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作了禁止為領導者歌功頌德的規定，並一貫主張由黨的集體而不是個人來決定重大問題。
當時，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不僅在國內得到高度評價，在國際上也被高度讚譽。這個報告，連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講話、報告一起，被外國兄弟黨稱為：“在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準上提出了和闡明瞭理論和政策問題，提出了和闡明瞭黨的活動、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爭取和平的鬥爭等問題。”所以，這篇報告至今仍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