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萬里改革歷程
他有個外號叫“萬大膽”
新京報:有人説,您父親是中國改革的標桿式人物,您怎麼看?
萬伯翱:我認為父親的特點是實幹、大膽。他有個外號叫“萬大膽”。50年代,父親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設部部長,1958年父親主持修建人民大會堂,周總理任總指揮,我父親承擔具體指揮工作。父親日夜奮戰在工地上,人民大會堂建成後,父親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會堂作為“首都十大建築之一”只用了10個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對此很滿意,他在一次擴大會議上表揚我父親:人民大會堂修得不錯,指揮修建的人姓萬名裏,此人不簡單,一天就走一萬里。你們要學習萬里的速度。
“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1975年點將父親擔任鐵道路部長,他提出“安全正點,四通八達,多裝快跑”的方針,大刀闊斧整頓,不到一年時間,全國鐵路面貌大為改觀,火車恢復正點運作,民間流傳“安全正點萬里行”,父親被稱為“正點部長”。
新京報:您父親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受到很大壓力,他是如何克服這些阻力的?
萬伯翱: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他確實承擔了巨大的壓力。父親曾經對我説,“老大,你不是喜歡寫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兩次經歷是在鐵道部和在安徽領導農業改革,鬥爭太激烈了,你們作家拿來創作可以寫出很好的故事。”
父親到安徽後,親自到農村去調研,他輕車簡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農村最真實的情況,當他看到農民家徒四壁,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農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見他,因為兄弟幾個共穿一條褲子。父親當時就流淚了,他説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農民還過這麼苦的日子。他決心要讓農民吃飽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過年了,父親主持農業部門放倉借糧給每戶農民發5斤面過年,父親説,就是楊白勞過年了也得借兩斤白麵,給喜兒買兩寸紅頭繩過年,他要讓老百姓過年能吃上餃子。
1977年,極左思潮仍然盛行,當時有人認為,父親主導的小崗村“包産到戶”是跟大寨對著幹,是資本主義復辟,但父親就是大膽,他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改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安徽的改革,父親不理會,説,“你走你的陽光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底下的縣委幹部害怕了,拿著《人民日報》去問父親,還要不要堅持包産到戶。父親説,老百姓是問縣委要糧食呢,還是問《人民日報》要糧食?要是秋後《人民日報》能給你糧食,你按照它的辦,否則你就按照我的辦。
新京報:他沒有動搖過嗎,不擔心再次被打倒?
萬伯翱:你説我父親壓力大不大,被人攻擊為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劉少奇還沒有平反,劉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狀之一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是當時極其嚴重的罪名。父親做好被打倒的準備,他曾經跟母親説:“大不了我頭上的烏紗帽不要了。”但他後面還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還會給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援父親改革的是陳雲,後來鄧小平也表態支援他完成了安徽的農業改革,安徽的農業改革突破建國來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中束縛生産力的東西。鄧小平對此有很高的評價:“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報:萬里是十八大主席團成員,老人家如何看待當下的改革?
萬伯翱:父親對當下的改革是讚賞和支援的,他尤其贊成反腐敗鬥爭。父親對腐敗嫉惡如仇,父親説反腐鬥爭一定要堅持到底,黨的艱苦樸素、廉政愛民的作風不能丟。
父親在1986年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提出我國政治體制存在一個弊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沒有受到應有重視,權力過分集中。這個講話放在現在看來,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 責任編輯:郭碧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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