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
新華社北京10月8日電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8日發表《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全文如下：
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
（2021年10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
二、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
（一）優化就地保護體系
（二）完善遷地保護體系
（三）加強生物安全管理
（四）改善生態環境品質
（五）協同推進綠色發展
三、提升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
（一）完善政策法規
（二）強化能力保障
（三）加強執法監督
（四）倡導全民行動
四、深化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合作
（一）積極履行國際公約
（二）增進國際交流合作
結束語
前言
“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與環境形成的生態複合體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生態過程的總和，包括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三個層次。生物多樣性關係人類福祉，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加大生物多樣性保護力度，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1972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與會各國共同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生物資源保護被列入二十六項原則之中。1993年，《生物多樣性公約》正式生效，公約確立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而産生的惠益三大目標，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開啟了新紀元。
中國幅員遼闊，陸海兼備，地貌和氣候複雜多樣，孕育了豐富而又獨特的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多樣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中國的傳統文化積澱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萬物平等”等思想和理念體現了樸素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作為最早簽署和批准《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之一，中國一貫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不斷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取得顯著成效，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生物多樣性保護之路。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引領下，中國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日臻完善、監管機制不斷加強、基礎能力大幅提升，生物多樣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生物多樣性保護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當前，全球物種滅絕速度不斷加快，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2020年9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指出，要站在對人類文明負責的高度，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凝聚全球治理合力，提升全球環境治理水準。中國將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續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力量。
為介紹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和實踐，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了解，特發佈本白皮書。
一、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建設美麗中國為目標，積極適應新形勢新要求，不斷加強和創新生物多樣性保護舉措，持續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體制，努力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迴圈、全面發展、持續繁榮。
面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中國秉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堅持保護優先、綠色發展，形成了政府主導、全民參與，多邊治理、合作共贏的機制，推動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不斷取得新成效，為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挑戰作出新貢獻。
——堅持尊重自然、保護優先。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在社會發展中優先考慮生物多樣性保護，以生態本底和自然稟賦為基礎，科學配置自然和人工保護修復措施，對重要生態系統、生物物種及遺傳資源實施有效保護，保障生態安全和生物安全。
——堅持綠色發展、持續利用。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將生物多樣性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目標和手段，科學、合理和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推動生産和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和升級，從保護自然中尋找發展機遇，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經濟高品質發展雙贏。
——堅持制度先行、統籌推進。不斷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戰略地位，長遠謀劃頂層設計，分級落實主體責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導、企業行動和公眾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長效機制。強化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統籌協調作用，持續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可持續利用和惠益分享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新格局。
——堅持多邊主義、合作共贏。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已成為國際交流對話的重要內容。中國堅定支援生物多樣性多邊治理體系，切實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他相關環境條約義務，積極承擔與發展水準相稱的國際責任，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斷深化生物多樣性領域交流合作，攜手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挑戰，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美好願景發揮更大作用。
二、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
中國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提出並實施國家公園體制建設和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等重要舉措，不斷強化就地與遷地保護，加強生物安全管理，持續改善生態環境品質，協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取得顯著成效。
（一）優化就地保護體系
中國不斷推進自然保護地建設，啟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率先在國際上提出和實施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明確了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保護了重要自然生態系統和生物資源，在維護重要物種棲息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自1956年建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以來，截至目前，中國已建立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近萬處，約佔陸域國土面積的18%。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為保護棲息地、改善生態環境品質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奠定基礎。2015年以來，先後啟動三江源等10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整合相關自然保護地劃入國家公園範圍，實行統一管理、整體保護和系統修復。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自然保護地體系，90%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和71%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物種得到有效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空間不斷拓展，種群數量不斷增加。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40年間從1114隻增加到1864隻，朱鹮由發現之初的7隻增長至目前野外種群和人工繁育種群總數超過5000隻，亞洲象野外種群數量從上世紀80年代的180頭增加到目前的300頭左右，海南長臂猿野外種群數量從40年前的僅存兩群不足10隻增長到五群35隻。
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生態保護紅線是中國國土空間規劃和生態環境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創新。中國創新生態空間保護模式，將具有生物多樣性維護等生態功能極重要區域和生態極脆弱區域劃入生態保護紅線，進行嚴格保護。初步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集中分佈于青藏高原、天山山脈、內蒙古高原、大小興安嶺、秦嶺、南嶺，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海岸帶等重要生態安全屏障和區域。生態保護紅線涵蓋森林、草原、荒漠、濕地、紅樹林、珊瑚礁及海草床等重要生態系統，覆蓋全國生物多樣性分佈的關鍵區域，保護絕大多數珍稀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中國“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行動倡議，入選聯合國“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全球15個精品案例。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高度的戰略契合性、目標協同性和空間一致性，將有效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生態空間。
確定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中國打破行政區域界線，連通現有自然保護地，充分考慮重要生物地理單元和生態系統類型的完整性，劃定35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其中，32個陸域優先區域總面積276.3萬平方公里，約佔陸地國土面積的28.8%，對於有效保護重要生態系統、物種及其棲息地具有重要意義。
（二）完善遷地保護體系
中國持續加大遷地保護力度，系統實施瀕危物種拯救工程，生物遺傳資源的收集保存水準顯著提高，遷地保護體系日趨完善，成為就地保護的有效補充，多種瀕危野生動植物得到保護和恢復。
逐步完善遷地保護體系。建立了植物園、野生動物救護繁育基地以及種質資源庫、基因庫等較為完備的遷地保護體系。截至目前，建立植物園（樹木園）近200個，保存植物2.3萬餘種；建立250處野生動物救護繁育基地，60多種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人工繁殖成功。
加快重要生物遺傳資源收集保存和利用。中國高度重視生物資源保護，近年來在生物資源調查、收集、保存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實施戰略生物資源計劃專項，完善生物資源收集收藏平臺，建立種質資源創新平臺、遺傳資源衍生庫和天然化合物轉化平臺，持續加強野生生物資源保護和利用。實施一批種質資源保護和育種創新項目，截至2020年底，形成了以國家作物種質長期庫及其復份庫為核心、10座中期庫與43個種質圃為支撐的國家作物種質資源保護體系，建立了199個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區、庫），為90%以上的國家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名錄品種建立了國家級保種單位，長期保存作物種質資源52萬餘份、畜禽遺傳資源96萬份。建設99個國家級林木種質資源保存庫，以及新疆、山東2個國家級林草種質資源設施保存庫國家分庫，保存林木種質資源4.7萬份。建設31個藥用植物種質資源保存圃和2個種質資源庫，保存種子種苗1.2萬多份。
系統實施瀕危物種拯救工程。中國實施瀕危物種拯救工程，對部分珍稀瀕危野生動物進行搶救性保護，通過人工繁育擴大種群，並最終實現放歸自然。人工繁育大熊貓數量呈快速優質增長，大熊貓受威脅程度等級從“瀕危”降為“易危”，實現野外放歸併成功融入野生種群。曾經野外消失的麋鹿在北京南海子、江蘇大豐、湖北石首分別建立了三大保護種群，總數已突破8000隻。此外，中國還針對德保蘇鐵、華蓋木、百山祖冷杉等120種極小種群野生植物開展搶救性保護，112種我國特有的珍稀瀕危野生植物實現野外回歸。
（三）加強生物安全管理
中國高度重視生物安全，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頒布實施生物安全法，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外來物種入侵防控機制逐漸完善，生物技術健康發展，生物遺傳資源保護和監管力度不斷增強，國家生物安全管理能力持續提高。
嚴密防控外來物種入侵。持續加強對外來物種入侵的防範和應對，完善外來入侵物種防控制度，建立外來入侵物種防控部際協調機制，推動聯防聯控。陸續發佈4批《中國自然生態系統外來入侵物種名單》，制定《國家重點管理外來入侵物種名錄》，共計公佈83種外來入侵物種。啟動外來入侵物種普查，開展外來入侵物種監測預警、防控滅除和監督管理。加強外來物種口岸防控，嚴防境外動植物疫情疫病和外來物種傳入，築牢口岸檢疫防線。
完善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嚴格規範生物技術及其産品的安全管理，積極推動生物技術有序健康發展。先後頒布實施《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安全管理辦法》《進出境轉基因産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開展轉基因生物安全檢測與評價，防範轉基因生物環境釋放可能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及可持續利用産生的不利影響。發佈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檢測及監管技術標準200余項，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體系逐漸完善。
強化生物遺傳資源監管。加強對生物遺傳資源保護、獲取、利用和惠益分享的管理和監督，保障生物遺傳資源安全。開展重要生物遺傳資源調查和保護成效評估，查明生物遺傳資源本底，查清重要生物遺傳資源分佈、保護及利用現狀。組織開展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獲得1.3萬多種中藥資源的種類和分佈等資訊，其中3150種為中國特有種。正在開展的第三次全國農作物種質資源普查與收集行動，已收集作物種質資源9.2萬份，其中90%以上為新發現資源。2021年啟動的第三次全國畜禽遺傳資源普查，已完成新發現的8個畜禽遺傳資源初步鑒定工作。組織開展第一次全國林草種質資源普查，已完成秦嶺地區調查試點工作。近10年來，中國平均每年發現植物新種約200種，佔全球植物年增新種數的十分之一。加快推進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相關立法進程，持續強化生物遺傳資源保護和監管，防止生物遺傳資源流失和無序利用。
（四）改善生態環境品質
加大生態保護修復力度，提升生態系統品質和穩定性，對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具有基礎性、戰略性作用。中國實施系列生態保護修復工程，不斷加大生態修復力度，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生態惡化趨勢基本得到遏制，自然生態系統總體穩定向好，服務功能逐步增強；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極大緩解了生物多樣性保護壓力，生態環境品質持續改善，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骨架基本構築。
實施系列生態保護修復工程。以恢復退化生態系統、增強生態系統穩定性和提升生態系統品質為目標，持續開展多項生態保護修復工程，有效改善和恢復了重點區域野生動植物生境。穩步實施天然林保護修復、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石漠化綜合治理、三北防護林工程等重點防護林體系建設、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以及河湖與濕地保護修復、紅樹林與濱海濕地保護修復等一批重大生態保護與修復工程，實施25個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試點，啟動10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制定實施《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年）》，確定了新時代“三區四帶”生態保護修復總體佈局。中國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連續30年保持“雙增長”，成為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連續3個監測期實現了“雙縮減”，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56.1%，草原生態狀況持續向好。2016－2020年期間，累計整治修復岸線1200公里，濱海濕地2.3萬公頃。2000－2017年全球新增的綠化面積中，約25%來自中國，貢獻比例居世界首位。
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良好的環境品質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礎條件，也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應有之義。中國堅決向污染宣戰，打響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污染防治力度不斷加大，取得顯著成效。2020年，全國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為33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28.3%，優良天數比例比2015年上升5.8個百分點；全國地表水國控斷面水質優良（Ⅰ～Ⅲ類）和喪失使用功能（劣Ⅴ類）水體比例分別為83.4%和0.6%，比2015年分別提高17.4個百分點和降低9.1個百分點；全國近岸海域優良水質（一、二類）面積比例為77.4%，較2015年上升9個百分點；全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塊安全利用率均超過90%。生態環境品質改善優化了物種生境，恢復了各類生態系統功能，有效緩解了生物多樣性喪失壓力。
（五）協同推進綠色發展
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中國注重以自然承載力為基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倡導綠色低碳生活，協同推進高水準生物多樣性保護和高品質發展。
加快行業産業綠色轉型。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保護優先、綠色發展，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壓力。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經濟體系，優化産業結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清潔生産水準，提升綠色産業比重，加快一二三産業和基礎設施綠色轉型和升級。鼓勵發展生態種植、生態養殖和可持續經營，加強生物資源養護，制定可持續生産標準指南，加強綠色食品、有機農産品、森林生態標誌産品、可持續水産品等綠色産品認證，發揮科技創新作用，強化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等領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實施特許獵捕證制度、採集證制度、馴養繁殖許可證制度等重點野生動植物利用管理制度，鼓勵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優良生物資源。
推進城鄉建設綠色發展進程。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前提，積極探索生物多樣性保護與鄉村振興協同推進，培育優勢資源、發展生態産業，推動城市、鄉村綠色高品質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美麗家園。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充分考慮生態環境因素，以促進農村進步、實現農民富裕為目標，持續加大生物資源的保護力度，助推可持續發展。持續開展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國家園林城市等建設，著力推動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城市生態空間格局持續優化，城市生態系統品質穩步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斷增強。倡導並培育綠色消費、綠色出行、綠色居住等綠色低碳生活方式，減少自然資源消耗。
探索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貫徹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推動生態産品價值實現和保值增值，培育經濟高品質發展新動能。建立健全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著力構建“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政策制度體系。在長江流域和三江源國家公園等開展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推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建設，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推動將自然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優勢，激發生物多樣性保護內生動力。
三、提升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
中國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各地區、各領域中長期規劃，完善政策法規體系，加強技術保障和人才隊伍建設，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引導公眾自覺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不斷提升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
（一）完善政策法規
中國不斷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法規體系，制定相應的中長期規劃和行動計劃，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強化組織領導。成立由分管生態環境保護的國務院副總理任主任、23個國務院部門為成員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統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將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構築生物多樣性保護網路作為提升生態系統品質和穩定性的重要工作內容。發佈並實施《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從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政策與法律體系等10個優先領域，以及完善跨部門協調機制等30個行動方面對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進行有力指導。北京、江蘇、雲南等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了省級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建立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指標納入地方考核，壓實生物多樣性保護責任。
加強生物多樣性法制建設。近10年來，頒布和修訂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種子法、長江保護法和生物安全法等20多部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法律法規，覆蓋野生動植物和重要生態系統保護、生物安全、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等領域，為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修訂調整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名錄，為拯救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奠定基礎。2020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結合當地實際頒布了相關法律法規，雲南省制定了全國第一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地方性法規《雲南省生物多樣性保護條例》。
（二）強化能力保障
組織開展全國生物多樣性調查，建立完善生物多樣性監測觀測網路，不斷加大資金投入和科技研發力度，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開展全國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評估。大力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實施，結合自然資源調查、生態系統監測評估等工作，不斷完善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評估能力，首次將生物多樣性指標納入生態品質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引導地方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開展自然資源調查，包括森林、草原、水、濕地、荒漠、海洋等，建立自然資源調查評價監測制度。構建了涵蓋2376個縣級行政單元、樣線總長超過3.4萬公里的物種分佈數據庫，建立物種資源調查及收集資訊平臺，準確反映野生動植物空間分佈狀況。完成長江經濟帶、京津冀等國家戰略區域180多個縣級行政區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評估。組織開展近海漁業資源調查，初步掌握近海漁業資源狀況。陸續發佈《中國植物紅皮書》《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中國物種紅色名錄》《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基本掌握生物多樣性總體情況，為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奠定了科學基礎。
完善監測觀測網路。中國建立起各類生態系統、物種的監測觀測網路，在生物多樣性理論研究、技術示範與推廣以及物種與生境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科研、教育、科普、生産等各領域提供了多樣化的資訊服務與決策支援。其中，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路（CERN）、國家陸地生態系統定位觀測研究網路（CTERN）涵蓋所有生態系統和要素，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路（Sino BON）覆蓋動物、植物、微生物等多種生物類群，中國生物多樣性觀測網路（China BON）構建了覆蓋全國的指示物種類群觀測樣區。
加強資金保障。近年來，中國持續加大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資金，為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重要保障。2017－2018年，連續兩年安排超過2600億資金投入生物多樣性相關工作，是2008年投入的6倍。同時，利用財稅激勵措施，積極調動民間資本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護。2020年，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首期募資規模885億元。
強化科技與人才支撐。設立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研究專項，構建數據庫和資訊平臺，完善生物多樣性調查、觀測和評估等相關技術和標準體系，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有力科技支撐。通過“生物多樣性保護專項”“典型脆弱生態修復與保護研究”“物種資源保護專項”“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專項”等一批基礎科研項目，加強瀕危野生動植物恢復與保護、種質資源和遺傳資源保存、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産業化等技術研發，逐步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體系。發揮高校和科研院所優勢，推進科教融合，加強生物多樣性人才培養。
（三）加強執法監督
開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改善生態環境品質，推動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組織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等專項執法行動，持續加大涉及生物多樣性違法犯罪問題的打擊整治力度，堅決制止和懲處破壞生態系統、物種和生物資源的行為。
加大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力度。2015年起，建立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逐步覆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國務院有關部門、部分中央企業。堅持問題導向，重點圍繞生物多樣性保護、應對氣候變化、長江十年禁漁、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任務開展督察，推動解決一批生態環境領域的突出問題。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有力推動各級政府和部門承擔起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強大的制度保障。
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執法檢查。開展跨部門、跨區域和跨國聯合執法行動，嚴厲打擊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走私，對涉及野生動植物交易等違法活動採取零容忍態度。健全野生動物保護執法監管長效機制，開展“綠盾”自然保護地強化監督、“碧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中國漁政亮劍”、“崑崙行動”等系列執法行動，對影響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地保護的行為進行嚴肅查處。建立長江禁捕退捕的跨區域跨部門聯合執法聯動協作機制，加大非法捕撈專項整治力度，對相關違法犯罪行為形成高壓態勢。
（四）倡導全民行動
中國不斷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宣傳教育，政府加強引導、企業積極行動、公眾廣泛參與的行動體系基本形成，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參與度全面提高。持續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宣傳教育和科普活動，在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世界野生動植物日、世界濕地日、六五環境日、水生野生動物保護科普宣傳月等重要時間節點舉辦系列活動，調動全社會廣泛參與，進一步增強公眾保護意識。創新宣傳模式，拓寬參與渠道，完善激勵政策，邀請公眾在生物多樣性政策制定、資訊公開與公益訴訟中積極參與、建言獻策，營造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良好氛圍。發佈《“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提升公民生態文明意識行動計劃（2021－2025年）》《關於推動生態環境志願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為各類社會主體和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指南和規範。成立長江江豚、海龜、中華白海豚等重點物種保護聯盟，為各方力量搭建溝通協作平臺。加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發起的“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全球夥伴關係”（GPBB）倡議，鼓勵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領域工作，積極引導企業參與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
四、深化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合作
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全球性挑戰，各國是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積極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合作，廣泛協商、凝聚共識，為推進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貢獻中國智慧，與國際社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一）積極履行國際公約
中國積極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促進相關公約協同增效，展現大國擔當，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積極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1992年以來，中國堅定支援生物多樣性多邊治理體系，採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切實履行公約義務。作為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締約方，按時高品質提交國家報告，2019年7月提交了《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六次國家報告》，同年10月提交了《中國履行〈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第四次國家報告》。2019年以來，中國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核心預算的最大捐助國，有力支援了《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運作和執行。近年來，中國持續加大對全球環境基金捐資力度，已成為全球環境基金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捐資國，有力地支援了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
促進生物多樣性相關公約協同增效。生物多樣性與其他生態環境問題聯繫密切，中國支援協同打造更牢固的全球生態安全屏障，構築尊重自然的生態系統，協同推動《生物多樣性公約》與其他國際公約共同發揮作用。中國持續推進《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關於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聯合國森林文書》等進程，與相關國際機構合作建立國際荒漠化防治知識管理中心，與紐西蘭共同牽頭組織“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領域工作，並將其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協同解決方案。2020年9月，中國宣佈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全球應對和減緩氣候變化作出中國貢獻。
推動履約取得明顯成效。中國為推動實現2020年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積極貢獻。自發佈《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以來，中國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體制機制、加強就地和遷地保護、推動公眾參與、深化國際合作等政策措施，有力推動改善了生態環境。其中，設立陸地自然保護區、恢復和保障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增加生態系統的復原力和碳儲量等3項目標超額完成，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可持續管理農林漁業、可持續生産和消費等13項目標取得良好進展。
（二）增進國際交流合作
中國堅持多邊主義，注重廣泛開展合作交流，凝聚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治理合力。借助“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為發展中國家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支援，努力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多邊合作機制。中國將生態文明領域合作作為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內容，採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系列舉措，為沿線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支援，幫助他們加速綠色低碳轉型，持續造福沿線各國人民。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40多個國家成為合作夥伴，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全球氣候變化治理與綠色轉型等方面開展合作。建設“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臺，吸納100多個國家生物多樣性相關數據，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提供數據支援。實施綠色絲路使者計劃，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加強環保能力建設，通過開展培訓、項目合作等形式，為有關國家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幫助。
深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南南合作”。中國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積極為發展中國家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支援，全球80多個國家受益。建立瀾滄江－湄公河環境合作中心，定期舉行瀾滄江－湄公河環境合作圓桌對話，圍繞生態系統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議題進行交流。建立中國－東盟環境合作中心，與東盟國家合作開發和實施“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保護合作計劃”“大湄公河次區域核心環境項目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走廊計劃”等項目，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廊道規劃和管理以及社區生計改善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建立中國科學院東南亞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開展聯合科學考察、重大科學研究、政策諮詢與人才培養等工作。建立中非環境合作中心，促進環境技術合作，共用綠色發展機遇。
廣泛開展雙多邊合作。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不斷深化生物多樣性領域對外合作。積極參加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領導人氣候峰會等國際會議及活動，為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可持續發展注入動力。組織召開“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部長級線上圓桌會，共商2020年後生物多樣性全球治理。中法兩國共同發佈《中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北京倡議》。與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展開候鳥保護的長期合作。與俄羅斯、蒙古國、寮國、越南等國家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護地和生態廊道，其中，中俄跨境自然保護區內物種數量持續增長，野生東北虎開始在中俄保護地間自由遷移；中老跨境生物多樣性聯合保護區面積達20萬公頃，有效保護亞洲象等珍稀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中國還與德國、英國、南非等分別建立雙邊合作機制，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氣候變化和生物安全等領域開展廣泛的合作與交流，與日本、韓國建立中日韓三國生物多樣性政策對話機制。
結束語
地球是人類共同生活和守護的家園，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地球生命共同體的血脈和根基。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全球性挑戰，全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已經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生態文明建設具備更多條件，同時，也面臨很多挑戰，生物多樣性保護任重而道遠。展望未來，中國將秉持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把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生態文明建設重要內容，持續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善自然生態系統狀況，提升生態服務功能，提高生態産品供給能力，實現自然生態系統良性迴圈，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
中國將始終做萬物和諧美麗家園的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與國際社會攜手並進、共同努力，開啟更加公正合理、各盡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新進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美好願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