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學指引中國經濟發展航向

　　馬克思的上述論述告訴我們，過度寬鬆的、刺激性的貨幣政策會帶來很多消極後果，就像肉便宜會助長人們吃肉，啤酒便宜會助長人們喝酒一樣，貨幣便宜就使人們濫用資本，上一些本不該上的項目，當前我國經濟中嚴重的結構問題，就是長期刺激的、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使然，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實行中性的貨幣政策是十分正確的。

　　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過度追求金融化。借助信用，貨幣發展成了一個金融産業。合乎規律的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積極的。然而，一旦金融化演化為一種杠桿，就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影響：一是與實體經濟爭資源。貨幣作為一個交易的媒介，本來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然而當它演變成獨立的金融産業的時候，就有了自己獨特的利益追求，於是就千方百計地衍化自己，讓普通老百姓霧裏看花。金融産業的高回報，對實體經濟無異於釜底抽薪，在抑制實體經濟的同時，抑制一國的經濟的穩定發展，以致貨幣在各種金融産業之間自娛自樂進行沒有生産意義的空轉。二是把一切盡可能地金融化。在當代中國，房地産業已經“變異”，不是一個消費品而是一個投資品；不是一般的投資品，而是類似于金融産品。通常越是經濟不景氣，房地産市場越是有熱度，因為投資領域稀缺。中國房地産充斥著泡沫，防範房地産風險，實際上是防範金融風險。三是過度金融化或虛擬化，會助長一夜暴富的投機心理，使整個社會充滿浮躁。

　　高品質經濟發展是不斷進行的結構調整和創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裏，在討論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産時，認為在簡單再生産的情況下I（v+m）=II（c），即兩大生産部類之間的交換，不僅在價值量上相等，而且在使用價值上應當相適應。如果一方需要機床，你生産的是拖拉機，那就雖然在價值量上相等，但還是不能實現其價值；如果社會已經進入了高端需求，而供給側依然低端，那就依然不匹配。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結構問題。在《資本論》第一卷裏，馬克思以麻布的生産為例，即使每一碼麻布都符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要求，假如麻布的總量超過了社會的需要，還是不能實現其價值。“這就證明，在全部社會勞動時間中，以織麻布的形式耗費的時間太多了”。此即産能過剩，産能過剩的實質是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社會不需要，或者不能完全吞下的相關産業裏。如何調整結構呢？馬克思認為有兩種途徑：一是淘汰，二是創新。

　　淘汰落後産能對於經濟健康發展十分重要。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破産、兼併、重組，甚至包括危機，都是強制性淘汰過剩産能的有效機制，馬克思在談到固定資本的更新時曾經生動地寫道：“勞動資料大部分都因産業進步而不斷革新……迫使企業提前按照更大的社會規模實行更新的，主要是災禍、危機。”危機實際上是市場機制，是對經濟快速發展期間産生的不協調強制性地修正。

　　調整結構的另一個途徑是創新，在創新過程中提升産業結構，淘汰落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是內在的、微觀層面的自覺行動，這首先來自於企業追求利潤的內在衝動，其次來自於激烈競爭的外在壓力。在給定社會所需要的某種行業産品的總數的情況下，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企業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售産品。更多的獲利則在於其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差額。為了降低個別勞動時間，必須創新，必須提高勞動生産率。

　　在關於相對剩餘價值形成的論述中，馬克思事實上論述了市場經濟是通過創新而發展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産的真諦在於提高勞動生産率，這個過程首先表現為個別資本家率先創新，打破已有的均衡，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在其示範作用下，其他資本家紛紛跟進，利潤隨之平均化，社會的技術、經濟上升到一個新的層面，誕生了一批新的産業和新的企業。如此不斷反覆，不斷上升到新的層面，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産業，推動經濟穩定健康發展。進入市場經濟後，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三次工業革命以及熊彼特筆下的創新引領經濟發展和經濟週期就是這樣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超額的社會回報，而不是相對剩餘價值、平均的剩餘價值。相對的、平均的剩餘價值是瞬間出現的，競爭使得率先創新者能獲得超額的回報並且立於不敗之地。

　　把創新僅僅理解為是技術層面的創新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沒有變革，沒有社會條件的創新，例如不能容忍創新一開始的“與眾不同”，不能保護智慧財産權，在研究資源的分配上奉行“官本位”，不能形成大眾普遍參與的創新氛圍，技術層面的創新是不可能發生的。馬克思生動地寫道：“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産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産力……”。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其顯著特徵是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高品質發展必須掌握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自力更生。我們不能陶醉於傳統的比較優勢，陶醉於傳統的比較優勢就是陷阱，就只能做襯衫。我們必須紮實創新，在創新問題上我們要重視市場力量，更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組織和集中力量，實現關鍵領域核心技術的突破，把經濟發展的主動權緊緊地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