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以來，全國各地陸續進入“燒烤模式”，一些地方甚至直逼40℃，關於高溫補貼難落實的話題也再次成為輿論熱點。高溫補貼，並非一個新鮮詞，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了。1960年7月1日，原衛生部、原勞動部、全國總工會聯合製定《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各地據此出臺高溫補貼規定。

　　連續兩天，多地最高氣溫超過38℃，有的更是超過了40℃。如此高溫酷暑，仍有部分建築工地讓工人戶外高溫作業，環衛工人也不畏酷暑堅守崗位。但經調查發現，建築工人從來沒人給他們提過高溫補助。而環衛工人則表示，他們“工資一個月750元，其他的什麼也沒有了，更沒有聽説過高溫補助”。

　　問題在哪？是國家對高溫作業工人關注不夠？當然不是。國家四部委早在2007年就下發了文件，明確要求對高溫作業的工人發放高溫補貼。看來，不是沒有法規可依，而是一些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門沒有切實履行監督職責，而用人單位呢，則出於經濟利益考慮，把高溫補貼給打折扣乃至生吞活剝了。

　　用人單位之所以敢這樣做，無非是因為高溫環境下工作的人，大多從事體力勞動，而相比之下，體力勞動者是並不稀缺的資源，短時間內體力勞動者暫時還無法通過供需關係，來糾正用人單位對其自身權益的不尊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主管部門理應勇挑監督重擔，迫使用人單位依法辦事。

　　跟用人單位比，建築工人處於弱勢一方，他們可能整天擔心工資都領不到，哪還敢跟用人單位較高溫補貼這個真兒？現實是殘酷的，也許今天較真兒，明天就得背起包裹走人了。

　　既然法律法規作出了明確規定，監管部門就應該不折不扣執行，要主動對勞動者進行“權利救濟”。筆者甚至以為，國家可以出臺一些救濟勞動者權利的新措施，比如，讓建築企業將一定比例的保證金交由監管部門託管，一旦企業今後出現諸如不發高溫補貼乃至工資的現象時，監管部門可用這筆託管的保證金補償工人的損失，避免高溫補貼淪為空話的難題。（台灣網網友：情同手足）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