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版《紅高粱》基本上回避了抗日曆史尤其是民間抗戰史的深入，或顯現對於那一段歷史描述與再現的力不從心，便退到輕車熟路的現代劇和宮廷劇的創作舊路上，小説中那一段歷史的悲壯色彩也被多少消解。這恐怕是此劇最大的遺憾。

　　新增人物非小説本來精神

　　小説《紅高粱》的氣度、品質和敘事風格，更適合改編電影。改編成通俗化的電視連續劇，且是長達60集的電視劇，自然要改變小説的基本敘事策略，乃至在一個抗日框架下，瀰漫文字之中對於死亡、性和抗爭的那種浪漫色彩與張揚的血性，都會有所流失和變異。因此，加入一些新的人物，豐富前戲與後戲以及旁枝橫弋的情節，增添九兒和余佔鰲生存的背景高密鄉間的煙火氣，由此烘雲托月更好塑造九兒和余佔鰲，將一部寫意的小説變為一部寫實的電視劇，都是非常必要的，無可厚非。否則，無以支撐起60集電視劇的長度。硬拿電視劇和電影或小説相比，確實是不科學的，導演説得對。

　　那麼問題來了，所有這些增添的人物與內容，是否合適？既能夠吻合那一段風雲激蕩的歷史，同時又能吻合電視劇創作的藝術特點？

　　電視劇新增添的三位重要人物：九兒的初戀情人書生張俊傑、為和九兒做性格對比的傳統舊式女人的單家大嫂、亦莊亦諧的縣長朱豪三，無疑都有助於電視劇改編，豐富並推動了電視劇情節的發展。增添這些人物，儘管觀眾意見不一，見仁見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增添這些人物，肯定也會增添別的人物，戲劇本身就是人物關係，沒有這些增添的人物，便無法構成戲劇情節的展開。

　　只是，由這些人物所展開的情節，基本是朝著這樣四個方向編織：即抗日、剿匪、內鬥和三角戀。在這裡，除了抗日的基本框架未變，九兒和單家大嫂在單家的內鬥，九兒和張俊傑、余佔鰲的三角戀，以及朱豪三的剿匪在前三者之間的攪和。很顯然，內鬥與三角戀，並非抗日的必須，也非小説本來的精神，只不過是現代流行電視劇的基本模式的翻版，可以輕而易舉地從《甄嬛傳》、現代家庭婚戀劇，甚至是年代劇裏，看到屢見不鮮也屢試不爽的前車後轍的影子。朱豪三的形象，則可以從電影《讓子彈飛》中找到模板，其先要剿匪否則易被日本鬼子利用的邏輯，經不住推敲，即便和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近似，卻和小説出現的冷支隊長與土匪余佔鰲的內容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