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之老師仙逝，但關於他的話題卻剛剛開始。在他臥床期間，戲劇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對與人藝“現實主義傳統”的爭議卻一直沒有停下。人藝的現實主義是什麼？於是之也把它視為一個開放的體系，他支援林兆華在《絕對信號》裏使用“意識流”等現代主義手法來豐富戲劇的現實主義。
林兆華特立獨行，組織上的活動他十有八九不參加。但於是之去世後北京人藝安排的兩個活動，他都參加了：1月24日一大清早他守在首都劇場門外，與於是之的靈柩告別；1月25日也參加了在首都劇院大廳裏舉行的於是之追思會。他發言很短，第一句是：“於是之是我的恩人。”
這樣感恩的話，在去年紀念小劇場戲劇三十週年的時候説得更多，林兆華就説這樣一句話：“沒有曹禺和於是之就沒有《絕對信號》。”
情況是這樣的。在那已經遠去的1982年，《絕對信號》的反對者陣營人多勢眾，多虧了曹禺和於是之的力挺，北京人藝終於吹響了“絕對信號”。在此劇上演一百場之際，曹禺院長致信劇組説：“《絕對信號》的優異成績是北京人藝藝術傳統的繼續發展。”
十年之後的1992年，時任北京人藝第一副院長的於是之為北京人藝建院四十週年慶典撰寫了《探索的足跡》一文，以《龍須溝》《虎符》《絕對信號》三個戲的串聯來概括北京人藝四十年來的發展軌跡。《龍須溝》奠定了現實主義的基礎，《虎符》開始了話劇民族化的探索，而《絕對信號》的意義呢？於是之做了這樣的説明：“導演林兆華在這裡把舞臺的假定性與表演的真實性結合起來了，把借鑒民族戲曲的某些觀念與引進當代戲劇流派的一些表現手法結合起來了。”
中國劇壇有個現象很值得玩味。爭執得幾乎水火不容的雙方都贊同現實主義。這説明兩派人員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是有歧義的。
我翻閱往年的日記本，無意之間在1986年10月14日的日記上，看到這樣的記述：“10點半鐘，學習完後去人藝，已是11點多，做了簡短髮言，引用東德人士説的，‘現代主義是擦拭現實主義的抹布’。會後於是之説很欣賞這句話。在他辦公室向他簡要介紹了蘇聯戲劇情況。林兆華從食堂買了飯菜，三人一起邊吃邊説……”“邊吃邊説”了些什麼？記不得了。這頁紙讓我們看明白了為什麼於是之力挺林兆華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於是之也把現實主義視為一個開放的體系，他當然會支援林兆華在《絕對信號》裏用不少諸如“意識流”之類的現代主義手法來豐富戲劇的現實主義。這就不奇怪他為什麼會欣賞“現代主義是擦拭現實主義的抹布”這樣的説法。
於是之為什麼支援林兆華？也有一種世俗的解讀。文革當年，林兆華工人家庭出身，可以戴紅衛兵袖章，但他從不對牛棚裏的老領導、老藝術家冷目相向，甚至還對他們送去一些溫情，一些幫助。於是之把林兆華當朋友，他1992年給《林兆華導演藝術》寫的序言，開頭第一句便是：“林兆華是我的好友”。這裡邊當然也有念舊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童道明 戲劇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