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爆發後，德意日法西斯野蠻的侵略與佔領激起各國人民的憤怒與反抗，民族抵抗運動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密切配合了正面戰場的軍事行動，有力推動了戰爭勝利進程，對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戰後和平國際秩序也産生了重大影響

　　偷運彈藥抵抗法西斯

　　本報駐瑞典記者 劉仲華

　　納粹德國佔領丹麥之前，莫裏斯一家幸福地生活在日德蘭半島的韋德斯騰地區，經營著當地最著名的飯店。韋德斯騰飯店是菲爾家族的百年老店，1925年莫裏斯接手後，經營有道，生意興隆。雖然韋德斯騰遠離哥本哈根這個政治中心，但莫裏斯對祖國的熱愛毫不遜色。為紀念被德國佔領的日德蘭半島南部丹尼沃克地區，他在飯店院子裏豎起一塊石碑，刻下“到丹尼沃克還有一半路”。

　　1940年4月，丹麥被納粹德國佔領後，莫裏斯無比沮喪。丹麥政府通過廣播要求民眾與德國當局合作、不要參與抵抗活動，這樣的宣傳讓他怒火中燒。在好友勸説下，他成立了一個行動小組，以韋德斯騰飯店為基地，專門接收英國飛機投放的武器和彈藥，然後把這些物資散發到丹麥各地。他不顧政府發出的對抵抗者實施死刑的威脅，把兒子、女婿和女兒都帶入了這場鬥爭中。

　　1943年3月12日，莫裏斯小組第一次行動。當晚，14箱彈藥被空投于該地區。他的朋友第二天一早來到韋德斯騰飯店對莫裏斯説，“艾利亞斯向你問候”。暗號表明彈藥已在某地被藏好。莫裏斯趕著馬車去取走彈藥，再送到下一個接送地點，然後分發給日德蘭半島的抵抗組織。

　　幾次嘗試之後，莫裏斯把離飯店不遠的一片沼澤地當作理想投放點。英國空軍把該處命名為芥末角。每天18時15分，莫裏斯和同伴都會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如果節目中出現“收聽”“再次收聽”的提示，就表示當晚午夜時分會有一架次或多架次飛機空投彈藥。聽到飛機的聲音後，地面人員要點亮4盞信號燈，1紅3白，以便飛行員了解準確投放位置。彈藥箱落地後，地面人員儘快取走彈藥，並把包裝箱埋入沼澤地。

　　1943年底，一名來丹麥執行空投任務的英國飛行員被納粹逮捕，嚴刑拷打下，他招出了韋德斯騰小組。抵抗組織派人勸説莫裏斯夫婦儘快離開，但莫裏斯選擇留下，與戰友共進退。1944年3月11日，蓋世太保包圍了韋德斯騰飯店，逮捕了抵抗運動的所有成員。

　　同年6月，包括莫裏斯、他的大兒子、女婿在內的8名韋德斯騰小組成員被判死刑。他的大女兒和兒媳被判有期徒刑。在前往刑場的路上，8人在卡車上唱起了家鄉的民謠。他們被綁到木樁上後，莫裏斯仍激勵兒子要勇敢地面對死亡。

　　韋德斯騰小組的8位烈士是德國佔領期間第一批因為參與抵抗運動被處決的丹麥人。但他們的精神激勵起更多丹麥人加入到反抗納粹德國的運動中。靠著盟軍秘密運進的槍械武裝，丹麥各地共有4萬多人加入抵抗組織，有力地打擊了德軍。

　　追隨戴高樂光復河山

　　本報駐法國記者 王遠

　　1940年，亨利埃科沙爾還是一名18歲的高中生，但已是最早加入抵抗組織“自由法國”的年輕人之一。眼看著德軍在一個月時間裏侵佔了法國，對傀儡政府深感失望的埃科沙爾從法國西部出發，來到了選擇與希特勒作鬥爭的英國。“對我來説，這不再是愛國的問題，我只想舉起步槍，與希特勒分子作鬥爭”，在巴黎戴高樂基金會二層戴高樂將軍昔日的辦公室裏，埃科沙爾回憶起當年經歷。

　　“1940年至1945年間，我一直追隨戴高樂將軍。我有幸能跟隨這位偉大的領路人。”埃科沙爾一字一頓地説道，充滿了對昔日領袖的敬仰與尊重。

　　“這是一段非凡的冒險，在這段歷史中做一些事情是我們的驕傲”，與埃科沙爾並肩而坐的勒內馬爾博説。當年，馬爾博告訴母親要投奔自由法國部隊，“她立刻表示支援，説如果她也是我這個年紀的小夥子，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知道她以我為榮。”

　　不過，當時馬爾博年齡太小，被派至黎巴嫩以童子軍身份做情報工作。“那時候我表現得很積極”，馬爾博笑著説，“通過組織一系列攝影比賽，我名正言順地拍下法國傀儡政府維希軍隊的防禦工事。”黎巴嫩從維希政權中解放後，馬爾博如願加入了自由法國部隊，隨後來到英國接受軍校的嚴酷訓練，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傘兵。巴黎解放後，馬爾博終於跳傘降落到法國，抑制不住內心激動，親吻腳下祖國的土地。

　　團結各界抵制希特勒

　　本報駐德國記者 鄭紅

　　在納粹政權統治德國期間，有很多充滿正義感的德國人反對希特勒，抵抗納粹統治。“克萊稍圈”就是這樣一個組織。

　　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和其他幾位成員組成的“克萊稍圈”，從1940年開始，在德國每一個省尋找聯繫人，希望推翻納粹政權，重建德國社會。

　　“克萊稍圈”由不同的陣營結合在一起。有貴族、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有女性參與進來，這在當時並不常見，是反對納粹的精神讓這些團體結合起來。

　　1944年1月，毛奇被黨衛軍逮捕並關進集中營，一些成員加入到陸軍上校施陶芬貝格的反抗團體，併為刺殺希特勒做準備。

　　1944年7月20日，經精心策劃，施陶芬貝格攜帶裝有爆炸物的公文包去見希特勒。他把公文包放在離希特勒約兩米的地方，但最終公文包被陰差陽錯地挪走，希特勒逃過一劫。施陶芬貝格及其同伴第二天即在柏林被槍決。

　　刺殺行動失敗後，包括毛奇在內的“克萊稍圈”多名成員也犧牲了。

　　潛伏集中營收集情報

　　本報駐波蘭記者 李增偉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戰俘墻上有一張威托爾德皮勒切克的照片。皮勒切克是二戰期間波蘭抵抗運動的創始人，為蒐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情報，他主動要求進入了死亡集中營。

　　1940年9月19日，化名托馬斯瑟拉菲斯克的皮勒切克在華沙街頭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胳膊上刺的編號為4859號。

　　在集中營，他組織成立了“地下軍事聯盟”。同年10月，“地下軍事聯盟”開始向華沙傳遞相關報告。到1941年，“地下軍事聯盟”已有自己的外部供給線，經常在附近居民的協助下從外界接收藥品等物資。1941年3月，皮勒切克的報告通過波蘭抵抗組織傳送到英國政府。這些報告成為盟軍了解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最重要情報來源。

　　1942年，該組織正式成員已有1000多人，他們甚至在集中營的醫院裏秘密架設了一座無線電臺，為波蘭抵抗組織提供許多價值極高的情報。

　　1943年4月26日晚，皮勒切克與另外兩名關押人員制服看守，切斷電話線，帶著偷來的大量德國文件逃出集中營。為防止被俘，他們都隨身攜帶了吞下後立即致命的氰化物。幸運的是，他們在當地居民的協助下，成功地逃出了這個死亡集中營。

　　集訓三天便開赴前線

　　本報駐泰國記者 王天樂

　　1941年底，面對日軍攻勢，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召集各派人士，商討華僑協助英軍守衛新加坡事宜，決定成立星華義勇軍。決定獲得民眾熱烈響應，幾天內就招募到3000多人。義勇軍副司令員胡鐵君少校説，義勇軍包括了各政黨、各階層的分子，我們不問信仰，只要他們具備抗日救國的熱忱和勇氣就可以參加。英國軍事當局委任新加坡原副警察總監達理上校為義勇軍司令官。

　　1942年2月1日，日本開始大規模炮擊新加坡，1300多名星華義勇軍成員被集結起來，編成7個連，開始進行軍事訓練。義勇軍的武器裝備極其簡陋，多數人持老式步槍，只有少部分人有手榴彈和機槍，甚至有人只能用打獵的器具，如獵槍與巴冷刀（馬來半島特殊的開山刀）來戰鬥。由於局勢日益緊張，義勇軍受訓僅僅3天便開赴前線，在柔佛海峽阻擊日軍登陸，在巴西班讓、裕廊等地與日軍浴血奮戰。

　　據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資料記載，在最為激烈和慘烈的武吉知馬戰役中，星華義勇軍與英軍並肩作戰，在耗盡彈藥後仍然赤手空拳進行搏鬥，傷亡異常慘重。

　　最終，駐防新加坡的英軍無法抵擋日軍的強大攻勢。2月13日，即新加坡淪陷前兩天的早晨，達理下令解散星華義勇軍。達理在最後訓話時，不無動情地説：“若提前兩三個月開始受訓，發給精銳武器，相信義勇軍能抵擋得住敵人前進。”

　　負責英屬馬來亞地區華僑事務的行政長官白克登戰後重返新加坡，對義勇軍不吝讚賞：“雖處此不利之環境中，而隊員仍能英勇應戰，前赴後繼壯烈犧牲，全軍上下莫不本其為爭取自由正義而戰之精神，以殲滅此有史以來最殘暴之敵人，其豐功偉績，垂諸千古”。

　　秘密小報傳勝利消息

　　本報駐印度尼西亞記者 席來旺

　　1942年日軍佔領印尼西加裏曼丹後，當地有2萬多人被殺害，現年91歲的楊金鋒是少數倖存者之一。

　　面對日軍暴行，楊金鋒追隨老師等抗日愛國人士，參加抗日示威遊行等活動。他告訴本報記者，自日本侵佔印尼後，爪哇、蘇門答臘、西加裏曼丹等地區的廣大愛國華僑與印尼人一道，組織“西加反日同盟會”“蘇島華僑抗敵協會”等地下抗日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抵抗運動。

　　老人印象最深的是當年的宣傳戰。抗日愛國人士利用暗藏起來的收音機，收聽新德里等地電臺的國際戰事廣播，將消息印在秘密小報上。華僑抗敵協會出版的第一份油印秘密小報叫《正義報》，後來為加強宣傳工作更名為《解放報》，後又改稱《自由報》，最後併入《前進報》，內容越來越充實。秘密小報揭露敵人的虛假宣傳，傳播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消息。為擴大影響，秘密小報除供會員閱讀外，還傳給可靠的親友閱讀，並把這些人發展成為“讀報群眾”。為向印尼人民宣傳，爭取他們共同抗日，華僑抗敵協會還將部分內容編譯成印尼文，由專人分發給可靠的印尼友人閱讀。

　　秘密小報受到當地廣大愛國僑胞的歡迎，激發了愛國熱情，鼓舞了鬥志，更堅定了當地華僑的抗戰信心。

　　版式設計：劉慧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1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