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日是《日本國憲法》68週年紀念日，也是安倍結束訪美的日子。當年，為“使日本不再成為美國和世界和平的威脅”，由美國主導制定的《日本國憲法》規定日本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不承認國家交戰權、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今年，安倍在美國國會演講宣稱：“曾以命相搏的敵人現在成為了心靈相通的朋友。”

　　實際上，美日兩國早已“化敵為友”。朝鮮戰爭爆發後，1951年5月1日，駐日盟軍總司令李奇微在紀念《日本國憲法》頒布4週年時發表聲明：“日本政府賦有重新審理為了實施總司令部的指令而頒布的現行法令的權力。”吉田茂政府順勢推行“糾正佔領時期過度之處”的路線，史稱“逆反路線”。1954年3月11日，日本國會審議通過了《防衛廳設置法案》和《自衛隊法案》，隨之建立了防衛廳和自衛隊。

　　毋庸置疑，日本防衛政策的每一次關鍵性轉變，均是迎合美國全球戰略的結果。無論上世紀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還是1999年通過的《周邊事態法》；無論本世紀2003年通過的“有事相關三法案”，即《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以及《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還是去年日本通過內閣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均無例外。美國早已不是日本修憲“障礙”。認為日本修憲須徵得美國認可的觀點，早已成為“過去式”。

　　安倍聲稱，修憲是上世紀50年代自民黨成立的目標之一，只不過由於當時經濟發展目標亟待解決，修憲問題一直被延後。確實，“修憲”本身也早已不是新動向。1958年，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當選首相後，即成立了“憲法調查會”。自民黨之所以迄今未能實現“修憲”，關鍵並非如安倍所説的，亟待實現“經濟發展目標”，而是1955年至1993年“55年體制”時期，反對修憲的社會黨佔國會眾院約三分之一議席。

　　1994年9月，社會黨頒布題為《我黨對當前政局的基本態度》的決議，稱“冷戰結構和1955年體制已經崩潰，社會黨已經變成支撐首相的負有責任的政黨。根據這種觀點，我黨對於包括安全防衛政策在內的重要政策需加以修改。”根據這項決議，社會黨“承認自衛隊是為了自衛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實力組織，並認為現在的自衛隊是在憲法的範圍內設置的”；“繼續堅持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自此，社會黨也不再成為修憲的主要障礙。在社會黨“變性”為社會民主黨後，雖然反對修憲，但其目前在“國會眾議院”僅佔2席，能否對修憲行為踩“剎車”，已成自明之理。

　　目前，自民黨計劃制定明確主張創設國防軍、奉天皇為國家元首的修憲草案，2016年秋季提交國會討論，2017年分別獲眾參兩院三分之二議員支援，而後訴諸全民公決。公明黨則以主張“加憲”，即在憲法中增加有關理念和內容的方式，“對自民黨進行牽制”。

　　在野黨方面，日本維新黨明確支援修憲；新黨改革表示“應發動民眾就修憲問題展開討論”；次世代黨表示“應制定自主的憲法”。最大在野黨、民主黨黨首岡田克表示：“在安倍晉三首相領導下展開修憲議論，伴隨著風險。”日本社會民主黨和日本共産黨均明確表示反對修憲。前者認為應堅持憲法“和平主義三原則”，後者則表示，“將致力於組織堅持第九條不動搖的國民多數派”。

　　根據東京大學和朝日新聞社與眾議院進行的最新調查，目前眾議院超過80%的議員贊同修憲。但根據憲法規定，必須眾參兩院均超過半數才能將憲法草案付諸全民公決，因此自民黨正不遺餘力組建“同盟軍”。5月3日，讀賣新聞亮出標題：“為了確保在參議院能獲得三分之二支援，自民黨向維新會暗送秋波”，並稱“首相暗送秋波的對象，是大阪市市長、維新會最高顧問橋下徹。”種種數據顯示，眾參兩院各獲三分之二議員支援這個目標，並非“高不可攀”。

　　然而，歷次民調顯示，反對修憲的國民始終佔據多數。換言之，日本國民是修憲的最大障礙。5月3日，安倍智囊、“安保相關法律基礎懇談會”成員、京都大學教授中西寬在讀賣新聞發表了《與其進行憲法修定，不如進行政治改革》一文。文章指出，日本國民圍繞是否應修改憲法第九條，存在深刻分歧。按照他的説法，“使國民理解修改第九條的必要性至為困難。即便在眾參兩院獲得通過，也將會在全民公決中被否決。”據此，我們不無理由認為，日本大多數國民是熱愛和平的。因此，促進中日民間友好對守護中國自身安全的意義，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