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央行1月15日發表聲明,撤銷瑞郎對歐元的匯率上限,宣告終止無限外匯干預政策,引發金融市場混亂,折射危機後大國央行執行的非傳統政策無序,世界經濟呈現政策失衡新風險。為此,主要大國需要切實推進多邊機制,擱置爭議,緩和對立,協調政策,共同擺脫危機。
2011年9月,為阻止瑞郎對歐元無限升值,瑞士央行設定了1歐元兌1.20瑞郎為匯率干預上限,即一旦市場匯率逼近上限,央行將採取無限制的拋售瑞郎、買進歐元的干預措施。其意圖是阻止投機資金向瑞士轉移,回避對瑞郎轉嫁歐元危機。當時,作為西方主要貨幣之一,瑞士央行設定干預框架,人為抑制匯率波動,曾遭到各國批判,市場也不看好該政策可長期持續。
在歐債危機背景下,歐元暴露結構性危機,歐元資産被拋售,作為永久中立國和獨立貨幣區,身居歐洲中心的瑞士成為各方轉嫁危機的“近水樓臺”。而瑞士的出口占國內生産總值(GDP)的一半以上,瑞郎升值無疑對瑞士經濟構成直接打擊。這是瑞士央行“無限干預”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瑞士央行也希望通過向市場宣示“將採取持續、徹底的干預措施”,形成“口頭干預效果”,盡可能“節省干預成本”。但進入2012年,隨著希臘危機嚴峻化,干預額度不斷擴大,外匯儲備規模超過GDP的七成,瑞士央行已不再具有繼續干預的空間。
隨著歐洲經濟持續低迷,瀕臨通貨緊縮邊緣,歐洲央行三番五次對市場增加貨幣投放,繼續推升瑞郎。尤其是2014年中期後,面對物價低沉、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歐洲央行開始討論採取美國版的量寬政策,歐元再度走低。與此同時,世界原油價格下滑,産油國、新興國貨幣下跌,瑞郎進一步成為市場追蹤的避險目標。
2014年底,歐元區物價指數劃破0%,表現負的0.2%,通貨緊縮風險持續上升。特別是歐洲法院裁定歐洲央行若買區內國債“不違規”,歐洲版的量寬政策進入倒計時,歐元加速貶值,瑞郎再次升值。瑞士央行因前期的干預,已經蓄積了大量的歐元資産,繼續無限干預,必將導致持有的歐元資産評估損失,直接威脅央行資産的品質。瑞士央行已沒有手段展開大規模的干預,只好解除上限,放棄無限干預,“放任市場決定”。
“瑞郎之亂”折射非傳統金融政策之亂。2014年10月,美聯儲宣佈量寬終結,政策方向轉向回歸常態。但危機後美國三次量寬導致央行蓄積了鉅額資産,猶如水庫蓄積了空前的勢能。美聯儲“回歸政策常態”意味“開閘泄洪”,而對於市場是否準備好了“分洪渠道”,貨幣當局事實上心裏沒底。因為在過去6年的量寬條件下,市場環境急劇變化,市場功能極度退化,金融生態極度脆弱,美聯儲若想退出量寬,回歸利率時代,意味著“從一個經濟時代到另一個經濟時代的轉變”。“時代轉變”常伴隨巨大的“轉變成本”,如何將這個成本轉嫁出去,關乎美聯儲退出戰略的成敗。這就像一場大戰役的“反轉”,需要將大規模的兵力撤下陣地,必須部署“掩護部隊”,才能完成主力部隊的戰略轉進。
美聯儲轉嫁成本的場地無疑是世界市場,但簡單向世界市場泄洪,無異於自淹美國的田地。全球化的時代,世界是相通的,世界市場的聯繫渠道早已打開,美國也不能無視這個事實。問題是,美國已從“世界警察的崗樓”走下來,已經失去了使用類似“廣場協議”的手段調動日歐展開所謂的“國際協調”的條件,日歐也不一定願做美聯儲的“掩護部隊”。美國只能通過改變“戰場態勢”,迫使其進入戰壕,被動充當“掩護部隊”。
事實上美國正是這麼做的。自從2013年5月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證詞中提及退出量寬以來,美聯儲一直將“物價”、“失業率”、“就業品質”,乃至“年輕人失業率”挂在嘴邊上,刻意忽視經濟增長率、資産價格上升率,乃至市場對資産收益率的追求,及其潛在的泡沫風險,其意圖無外乎是,要通過拉大美歐日增長態勢的差距,使日歐感到增長滯後的壓力,被迫“追加量寬”,吸收美國分泄的資産,幫助美國“戰略轉進”。
由此看,歐日追加量寬成為美國加息的前提條件;歐日追加量寬的規模,決定美聯儲加息的幅度與頻率。美日歐事實上已經上演了量寬博弈。這不僅折射為“瑞郎之亂”、“油價之亂”,也表現為新興國貨幣、市場,乃至經濟增長步履之亂。
儘管新興國經濟快步發展,在世界經濟的佔比提升,但在市場規模上,美歐日仍是世界最主要的消費市場。從亞洲發往美歐市場的“集裝運量”可見一斑。據美日海運相關的調查數據,2014年從亞洲發往美國的集裝箱運量達1423萬TEU(20英尺標準集裝箱);而從亞洲發往歐洲的集裝箱運量,僅2014年1~10月就達1290萬TEU。這意味著美歐政策博弈引發市場變動,將直接關乎亞洲的出口、生産,及其支撐的經濟運作,也必將通過國際收支反映為貨幣走勢。
美國金融政策的“反轉”、日美歐量寬的無序,及其引起的“經濟時代的轉換”,將不可避免地直接波及新興國經濟和貨幣。為此,新興國有必要積極推動主要發達國家在G20等國際多邊舞臺上,展開“政策協調”,確保政策的有效性,維護世界經濟的均衡增長。(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