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公共廣播電臺雲,“阿拉伯之春”給埃及觸及的任何國家都帶來可怕的大屠殺。它帶來的政治變化是否利大於弊令人質疑,生活水準下降、犯罪增加、死亡數字上升、不確定性和不滿加劇。如果過去對“阿拉伯之春”成功與否尚有疑問,現在疑問蕩然無存(見環球時報2013-08-19)。這是埃及出現新一輪動蕩摩擦和有近900人死亡之後,美國媒體用如此尖銳的語言評判“阿拉伯之春”。而美國共和黨重量級參議員麥凱恩18日接受採訪時,批評奧巴馬在處理埃及事務時言而無信。
曾幾何時,“阿拉伯之春”概念在中東甚為流行,2011年以來發生在環地中海地區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一糸列中小國家的所謂的“顏色革命”,被西方不無得意地命名為“阿拉伯之春”。 西方人以他們的強權思維,以為他們在埃及革命風潮之中,能及時轉風使舵,無情拋棄數十年為之忠誠效勞的代理人穆巴拉克,殺了薩達姆、卡扎菲,就可以欺騙那裏的人民,重新尋找代理人,繼續控制埃及為首的中東這片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就可以順勢如法泡製,把所有那些不大聽話、不能徹底加以控制的如像敘利亞、伊朗等國家,逐個通過“顏色革命”,盡收囊中。
而今,埃及出現的幾近內戰亂局,不但令埃及全國處於戰爭陰雲之中,而且令美國和歐洲各國也大跌眼鏡,不得不調整對埃及的政策。更有甚者,近日數百名埃及以及阿爾及利亞和敘利亞僑民聚集在巴黎市中心緊鄰法國外交部的榮軍院廣場上,呼籲美國和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停止對埃及的干涉,讓埃及人民選擇自己的道路。埃及事件引發了世界各地對美國的指責。
人們要問,埃及不是在前不久才實現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由民選的穆爾西上臺嗎?為何仍會暴發“內戰”?公眾為何仍提出要進行“二次革命”。分析發生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迅速從喜劇變成荒唐的鬧劇和空前的悲劇,實是歷史的必然。
一個簡單道理,革命和民主給現代社會的各國政府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但是,社會各階層、各政治力量之間的基本平衡和在此基礎之上形成的社會共識遠比政府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更重要,前者直接涉及到社會實質上的公平正義是否得到最低限度的滿足,所以前者是根本,後者(政治合法性)只是表面現象和結果。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取決於社會結構是否形成了一種相對平衡,社會各界是否形成基本共識,否則社會將處於無休止的革命和動蕩之中。
在埃及,人們看到有些穆斯林社會長期缺乏妥協和寬容精神,這種國民性在革命時可以表現為立場堅決,絕不退步。卻也造成當執政者做出讓步,準備走向民主時,國家錯過從上而下的、代價較低的轉型模式,甚至在民主成功之後,採用極端手段來解決衝突。這一幕在突尼西亞和埃及都反覆上演。當穆巴拉克宣佈不再連任、自己的兒子也不參選、任期屆滿之後即進行全面、自由、公正的選舉時,卻被民眾拒絕了。結果權力被交給軍方,大大延長了過渡期。埃及在自由化之前選擇了民主化。選舉成為新秩序中最重要的元素,用來使新政府合法化,選出了總統,另有分析稱,埃及批准了新憲法。結果,埃及最組織有方的勢力穆斯林兄弟會攫取了大權,儘管在第一輪投票中,只有的選民投票支援總統候選人穆罕默德 穆爾西。穆斯林兄弟會還是能夠主導新憲法的起草。該文件缺陷重重,包括未能明確保護婦女的權利--制憲會議的成員中只有4人是女性。它也削弱了對宗教少數群體的保護,如巴哈教徒,他們已經面臨迫害。
人們看到,面對埃及的事變,美國總統奧巴馬15日發表講話,強烈譴責埃及臨時政府針對示威者採取的行動,並宣佈取消兩國原定下月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見新華網2013年08月16日)。但人們也注意到美國卻不願承認這是“政變”,不願暫停每年13億美元的對埃軍事援助。迄今為止,奧巴馬政府沒有改變美埃關係的任何意願”。這就成了媒體的詬病。
還應該看到,美國支援埃及中東的“阿拉伯之春”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美國利益。從穆巴拉克時代到後來的埃及“民主革命”,埃及軍方都是美國的傳統盟友,為美國在中東打擊恐怖主義、推動巴以和平進程等戰略目標作出了巨大貢獻,也在“民主過渡”期間保持埃及相對穩定起了決定性作用。每年美國對埃及的軍援額度達13億美元。但在2012年12月4日,美國參議員警告埃及,假若埃及軍方依然無力保護美方人員,美將重新考慮地埃及每年高達幾億美元的軍援助。而在此之前,有40多名美國議員聯合致信美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擔憂美國對埃及的軍援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而自埃及革命以來,不斷傳出美國人在埃及被殺的消息,給了美國議員調整對埃及政策的口舌。從2011年埃及革命以來,埃及經濟增速放緩2%左右。外匯儲備由360億美元一度減為135億美元以下,僅夠維持3個月的進口,在今年6月結束的上一年財年裏,埃及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産總值的11.3%,遠遠超過3%的國際警戒線。據西方媒體報道,埃及國內對美國“插手埃及內部事務非常敏感”。穆巴拉克下臺後,埃及社會曾經涌現出一股“清算潮”,人們相互指責對方“被美國利用”。
埃及《金字塔報》曾報道美國一些具有強烈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組織”如“國際共和研究所”、“全國民主研究院”、“自由之家”是美國插手埃及內部事務的工具。這種背景也使埃及幾派對美國産生的疑慮越來越大。為著穩定政局,穆爾西政府不得不吸引外資,舉借外債。但在今年5月,美國駐埃及大使在接受《金字塔報》有採訪時提到,埃及人對“1.25革命”的期待,特別是對國家財政的預期上不切實際的,沒人能滿足這樣的願望,此話一齣,立即在埃及引來各界聲討,指責美國與穆兄會沆瀣一氣。因此美媒紛紛質疑“阿拉伯之春”就不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