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前日再次對行政強制法草案進行審議，這是自2005年以來第四次審議這部法律草案。從法律委員會建議本次常委會繼續審議來看，即使一切順利，草案最快也要到下一次審議時通過。
自1999年行政強制法的起草來算，歷經12年仍跌宕于審議，某種程度上，行政強制法的制定難度超越了已經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許可法。雖然就行政強制法存在之必要的爭議日漸淡去，但在設定權、執行權等關鍵問題上，各方利益交替主導，所涉的具體條款亦在一次次審議中進退更疊。
應當説，行政法律是憲法限權理念在部門法上的體現，而由於行政強制行為與公民人身和財産權利的關係極為密切，圍繞限權與放權的爭論自然成為博弈的核心。為確保相對弱勢的公眾利益能充分表達，200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通過網路徵求民意。
我們可以看到，客觀利益相爭所形成的阻力、學界無法形成一致的主張等因素或許影響到了目前的立法進度，但整個社會意識在權力規範方面的共識已經形成，加快行政強制法的制定切實限制權力是推進法治進程的必然趨勢。
針對現有行政強制方面的程式缺失，侵犯公民利益的權力“亂”用，“濫”用，因為來自行政方面的壓力，幾經審議的草案都作了相關規定。然而，無論是從現有的輿情回應還是過往的應徵意見看，公眾對草案規範行政強制權的力度不甚滿意，另一方面，行政執法人員則認為行政機關必要地行政強制權未充分授予。可見，公眾和權力部門在權力約束的程度上有很大的感受差異。
客觀地説，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處在公眾與政府行政部門間的權力也處在動態之中，行政強制法制定上的拉鋸直觀地展現了這種變化。在理想的狀態下，公眾與行政部門通過相互制約達成某種“平衡”，實現制約的方式即包括行政強制法在內的制度確立。由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行政部門的權力過大，行政部門與公眾力量懸殊，形成“固化”的失衡狀態，在此基礎上約束權力，束縛感會更為強烈。行政強制法制定過程的艱難，很大程度亦在於執法部門對束縛的“心理不適”。行政強制法的制定需要在政府對社會關係的適應與調整中推進。審議的多方博弈亦是為其間的適應與調整提供平臺。
需要承認，行政強制法涉及行政執法部門、公共利益、公民權利的多方利益，利益主體間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值得警惕的是，立法的困難很多時候來自行政機關一方的阻滯，而草案在設定權上向行政機關利益傾斜的步步“退讓”，都可能使最終確立的法律帶有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妥協的印跡。一旦立法陷入到沒有原則的妥協中，即使法律得以倉促制定，也難達成理性共識，進而出現執行上的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