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醫鬧”這個標簽
5月5日淩晨，患者吳光禹在湖北荊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手術室醉打醫生，事後被公安機關在醫院內監視居住。
5月22日早晨5時左右，吳光禹的母親司永珍在該院跳樓自殺。司永珍自殺後，其家人認為：她是被逼死的。雖然，荊州市有關方面表示説“這僅僅是猜測，沒有依據”，但是，我認為，這個看法基本是符合事實的，有充分依據的。
死者家屬所説的“逼”，不是某一個人的某個具體的行為，從法律上説，可能沒有一個特定的“兇手”或“責任人”。但是，從社會責任的角度，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有沒有值得反思、反省的地方呢？
吳光禹醉打醫生事件一發生，就被定性為“醫鬧”事件，有的媒體乾脆直接稱吳光禹為“醫鬧患者”。當時的報道説，5月4日，25歲的吳光禹參加妹妹的婚禮，中午喝了白酒，晚上又出去喝了啤酒，酒後與人發生了爭執，被人砍傷背部、左肩等處。5月5日淩晨3時許，吳光禹被緊急送進荊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方初步診斷為“全身多處刀刺傷，同時伴有急性酒精中毒可能”。從相關報道的描述來看，潛意識中，醉酒的吳光禹很可能還停留在與他人的爭執中，把面前的醫生當作了砍傷他的人。如果換一個場合，換了其他人，吳光禹還是會有同樣的舉動。也就是説，他的行為不是在清醒狀態下，有意針對醫生的；此前他和醫生、醫院之間也沒有什麼過節。
如果我們在使用“醫鬧”這一概念時有比較嚴格的界定，不那麼隨意，那就應該説，吳光禹不是“醫鬧”。
但是，直到昨天，有一家報紙，還用了這樣的標題：《“醫鬧典型”的母親跳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