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對於購車搖號，有人屢搖不中，也有人中了不買。針對這種浪費指標的現象，不少市民都頗有微詞。市交通委表示，曾經上報過對“中簽”不買車人員懲罰的提案，但未獲批准（3月29日《法制晚報》）。
3月26日，97萬餘人參加購車指標搖號，中簽率創新低，為1:47.9。同時，該期中簽未用個人小客車配置指標2682個，也創個人棄號數量新高。一邊是中簽率越來越低，許多人屢搖不中，一邊是個人棄號越來越多，中簽不買車，要求約束或懲罰“棄號”的呼聲日趨強烈。那麼，到底該不該對那些中簽不買車者進行相應處罰，一時間爭議較大。主管部門的“懲罰提案未獲批准”——上層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筆者十分讚賞不罰“中簽不買”的官方立場。這一做法符合基本的權利規則，契合現代法治精神，守住了政府法治的底線。從一定意義上講，政府的這一做法，值得社會歡呼。
毫無疑問，北京通過搖號分配小汽車指標的做法，從法律上講，是政府實施行政許可的一種方式。具體來説，就是對中簽市民在特定區域內購買使用小汽車權利的解禁，同時在獲得指標和使用指標之間規定了6個月的有效期，超出這個期限不主動使用指標、讓權利“變現”，權利即行作廢。很顯然，市民從政府的搖號分配中獲得的是一種權利，是原本禁止行使的權利被解禁。“中簽不買車”是否應該受到約束和懲罰，與此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完全應當由市民的這一權利性質所決定。
既然市民在政府搖號過程中獲得的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那麼，按照現代法治中公民“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基本原則，公民完全可以自由行使屬於自己的權利，既可以積極行使權利追求並達到預期的法律效果，也可以主動地放棄權利不去追求和實現某種法律效果。這是公民的自由，只要這種自由並不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不應當受到法律處罰。對於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界限，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民法通則也規定，民事活動只要“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即為合法。
現實中，“中簽不買”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既有市民對搖號偶然性大，存在“可能屢搖不中”擔心而提前積極申請的因素，也有中簽後家庭財務狀況波動、喜愛車型變化以及購車意願轉淡或其他主客觀等因素。即使其他種類的行政認可，也並不要求獲得許可的人一定要全面落實實施許可事項。因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更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據，將市民搖號中獲得的小汽車指標變為市民必須購買使用的法律義務。這就決定了對“中簽不買”行為法律上的不可罰性。
“中簽不買”，不能認為是濫用權利，因為它既不明顯損害他人權利，也不違反公共利益。相反，就某種角度而言，這種中簽棄號行為能夠適當延緩城市汽車數量的增加，對緩解北京交通擁堵的加劇、污染的加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談到這，我們也不能排除眾多的“棄號”隊伍中確實存在環境保護者通過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而達到守護藍天空氣潔凈的環保目的。用法律衡量，他們的行為是正當的，不具有違法性，因而也不應受到約束和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