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國家三令五申、出重拳整治徵地拆遷亂象，但有些地方總能想辦法稀釋甚至漠視國家政令。特別是今年以來，一系列“血案”讓強拆似乎有回潮之勢：從吉林龍潭徵地1死10傷，到江蘇泗洪被拆遷戶集體喝農藥，再到山東平度守地農民1死3傷等。最近，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河南南陽官方日前公佈“艾滋病拆遷”的調查結果：幕後黑手為開發商——南陽市億安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控制，多名官員被處分。

　　 但隨之而來的是各方追問：為何一個連起碼的土地使用、用地規劃乃至施工許可手續都沒辦理的房地産開發項目，就可以開始大規模強拆，開發商哪來如此大的膽子？在南陽當地和許多地方，“艾滋拆遷”事件並非今日才有，十年前就被曝光過，為何這麼多年都沒有被叫停？

　　 隨後發生的事情，讓人感覺這出荒唐的“鬧劇”還沒有“閉幕”。媒體意外獲取的一份涉事房地産企業“春節發放福利人員名單”顯示，除了公司員工外，臥龍區相關街道辦事處、區徵收辦數十名黨政幹部赫然在列。被開發商發“福利”的政府工作人員既包括項目所在地梅溪街道辦事處的主要領導，還有臥龍區建設局以及區徵收辦的主要領導。

　　開發商給這些人發福利的目的不言自明，收了福利後這幫人又做了些什麼，他們與開發商是怎樣的利益關係，應該受到怎樣處罰？“艾滋病拆遷”之門遠沒有關上，尚需有關部門儘快介入調查，給公眾一個交代。

　　 新一輪徵遷矛盾暴露出的問題，除了有早期徵地徵而未用，現在收地引發被拆遷人要求增加補償等問題，最主要的還是長期依賴於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在房地産嚴控稍稍出現鬆動的當下，紛紛出臺救市政策，也重新開始打起了房地産的主意。

　　 這些年，無論是停水、斷電、放狗、放蛇，還是“血拆”、“騙拆”、“黑社會拆遷”等。諸多典型案例表明，強拆背後總有一隻無形的行政權力之手在操縱，無論是政績衝動還是利益驅使，違法強拆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

　　 一般徵地拆遷工作都是基層政府擔綱，上級政府負總責，部分黨政負責人挂帥“項目辦”，限時督辦工程進展；有的地方甚至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直接介入土地徵用、項目施工等過程，一邊拆遷一邊幫開發商補辦手續，政府工作人員甚至成了開發商的打工仔。

　　 強拆氾濫，透支政府公信，激化幹群矛盾，影響社會穩定，而且為腐敗滋生提供溫床。

　　 雖然按照有關規定，對因工作不力、簡單粗暴、失職瀆職等引發惡性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對違法違規徵地拆遷行為不制止、隱瞞不報、壓案不查的，要嚴肅追究直接責任人和領導幹部的責任。但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這種問責很多情況下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此，根治強拆頑疾，還需從監管和問責上發力，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